宇宙的尽头是「国考」？

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国考”，当然有问题。但问题不在“国考”本身，也不在年轻人贪图稳定的保障。当“不确定性”不能转变为机会，稳定保障才是正常人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俗称“国考”的国家公务员招考愈发火热了。

媒体报道说，今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超过212万人通过用人单位报名资格审查，而今年的录用人数也超过了3万人。

要说起来，我真算是国考的前辈。26年前，也就是1995年，我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的考试。这是中国正式开始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的第二年。套用黄埔军校的算法，我这算“国考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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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1994年6月，人事部下发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8月，人事部组织了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人事部等30余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考，登记报名4400多人。这是第一次。

那一年通过公开招考录用的公务员，应该算作中国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后的第一代国家公务员，算得上是“黄埔一期”。

彼时的我，正在北京遥远的南郊大兴黄村镇的北京印刷学院社会科学部担任助教。那个时候的黄村镇，虽然号称卫星城，但与北京的距离，不仅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位于大兴的印刷学院，能够享有每月15元人民币的郊区补贴，这在那时，已经是一笔客观的收入，超过了我最初工资的四分之一。

而北京印刷学院边上北侧都是农田，路上时常会有刺猬慢吞吞爬过；北京城里到大兴黄村，只有两条公交线路，一条自公主坟到黄村镇的901，晚上6点半即已没有车了，另一条自木樨园到黄村镇，末班车大概是晚上10点半；至于报纸，至少要比北京市里晚上一天。

其实到了大兴没几年，我已经动了离开的念头。我想享受都市生活，而不是在农村捉刺猬数星星养兔子——我在印刷学院最离经叛道的做法，就是养了两只兔子，每天傍晚在学校的草地上遛兔子。后来一只兔子被学生偷吃，另一只则进了我和同事的肚子。

我先是报考研究生，因为英语和政治不及格，未能走成；后来去城里找单位，未果；1994年，我的同学推荐我去某报，但某报据说没房子，连宿舍都没有（我不知道是否属于推托），而当时我已经结婚。我的同学最后推荐我到新闻出版署帮忙，北京印刷学院，正好是新闻出版署下属单位，说不定能借这块跳板，离开大兴。

我当时要离开大兴的念头，并不是后来那些国考热的那些理由，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大兴，真的太偏了，尤其是精神上。当人事部向社会公开招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文件下发在城里引起轰动的时候，在大兴的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1995年3月21日《北京日报》3版

我到新闻出版署的借调是非正式的，利用暑假，我算是重又进了北京城。

我在机关帮忙，领导和同事们都觉得我还不错，勤快，能干，毕竟当年人民大学的毕业生还比较吃香，我也混了个脸熟。但新学期开学，又得回学校了，当然，也还经常去机关帮忙。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我不可能通过借调离开大兴了，按照人事部新的规定，副处以下的公务员，都要通过公开招考来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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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1995年的国家行政机关招考公务员的名单中有新闻出版署。机关里的朋友建议我参加考试。这也是新闻出版署第一次公开向社会招考国家公务员。

非常不幸的是，就在那个阶段，我的小弟弟因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常州的医院去世。此前得知弟弟生病后，我曾想过不考公务员，让同事推荐我去北京青年报，因为北青效益好，我想挣钱给弟弟治病。但弟弟的病从发现到去世，时间很短。

接到弟弟病危的电话，我立即买了第二天一早飞常州的机票，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而就在我回家奔丧期间，1995年5月26日至28日，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录用考试报名工作在北京农展馆进行。报名必须本人持身份证。当时我显然无法回京。

妻拿着户口本去了农展馆。幸运的是，报名处的几位新闻出版署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听说了我的情况，都很同情，尤其一位毕业于北大的侯姓年轻工作人员，竭力为我说情。最终大家讨论后，网开一面，破例让妻为我报了名，争取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侯姓朋友后来比我更早离开了机关，听说当了律师。

报名以后的公共科目考试的备考，我已经基本没有印象，大概除了看一下时事政治，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毕竟这是公开招考的第二次，不像考研或者后来的国考，有各种辅导材料甚至还有各种培训班。在我离开机关多年以后，国考的培训班火得一塌糊涂，有好几年，我在北京南站坐高铁，正对着出发厅电梯的巨大广告。唯一可以和明星商业广告媲美的，都是巨幅的国考培训广告。每次看到，我都会摇头，内心一声叹息。

考场设在北京一个胡同里的中学，记得边上树很多。当时我住黄村镇，为了考试方便，头天就和妻先去探了考场位置地形，考试前一晚，我借住在海运仓我同学所在的中国环境报宿舍，离考点很近。

公共科目考试过程很简单，内容也非常简单，就是量大，不能自由发挥。唯一可以自由发挥的，是最后一道题，根据材料写论文。材料原文我记不得了，是借古人谈公仆。当时“做人民的公仆”观念很流行，我很奇葩地将公仆观念批判了一顿，大意是说这种观念跟不上时代了，具体怎么写的，我也记不得了。

其实我这答题法跟我1985年的高考作文评价洋务运动很类似。当年我也脱离了教科书，很奇葩地给洋务运动很高的正面评价。没想到的是高考历史单科我得了97分，全江苏最高。我很幸运，两次人生面临的大考，判卷的考官都给我并不“主流”的观点打了高分。我后来想过，自己后来越来越边缘化的想法与选择，在这两场考试中就能看出端倪。

考试成绩出来后，我打电话去询问成绩，朋友只告诉我，公共科目考得还算不错，准备参加面试吧。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年新闻出版署公开招考的社会人员中，我的公共科目考试考分位列第一，仅次于一位应届的研究生。他参加的是应届招考，类似于今天的校招。

接下来，我顺利通过了新闻出版署的面试。我后来的同事，清华大学社科部的讲师聂老师面试得了第一。聂老师年长我一些，当时在清华大学当讲师已好多年，我则是印刷学院的讲师。事实上，后来直到我熔断职业生涯，“讲师”是我获得过的最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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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我和聂老师都正式调入了新闻出版署，进了报纸司，并参加了1996年由人事部组织的国家高级公务员培训班，开始了我们的公务员生涯。

那时的我，也有了新的追求，既然走了这条路，总得有些出息吧。这个追求，是我想离开大兴时还没有的。如前所言，我想离开大兴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离开，想享受都市生活。

那一年，通过招考进新闻出版署的人不少，有校招的，有社会招考的。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批人的质素，绝对是一流的。一方面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尤其像我们这些年长者，又是经过80年代的人，有不少工作经验。这也是我们这批人，后来成为机关有生力量的原因。

不过，世如棋局局局新。当年在人事部组织的培训班上，我并没有想到，我们中一些人很快就会离开这个机构。最先是财务司的一位女同事，她去了一家公司；后来是我的同事聂老师离开了机关，如今也是一家国有机构的主要领导。而我，则在2000年也选择离开了机关。

我辞职离开机关的直接原因，是原来的领导调离了本单位，同时也觉得自己在机关获得更多自我提升的空间 （并非指职务上的） 有限了，需要换一种新的生活，后来有领导建议我回转机关时，我感谢之外说了句“好马不吃回头草”，内心还是以“好马”自我期许。2004年，因为与所服务机构的领导理念和工作方法不同，我断然辞去了一切公职和职务，从此成了自由身，彻底背弃了1985年高考时吃皇粮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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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秋节，妻问我当年离开机关后悔不，我脱口而出：不！不久前，听闻在公务员队伍的同学退居二线等待退休，收入有万元，也还有人问我时，我也只是笑笑。

相比这些同学朋友，我如今每月按照最低档缴纳着自己的社保。每天睁开眼，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官司”，毕竟，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比如因为新冠疫情，去年上半年和今年秋天，原定的规划全部泡汤，我几无收入。要说心里没有纠结过，也不可能，毕竟，自己不能靠空气生活，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是自己和太座，身上的零件已经开始需要修补了。

但是，我有了别人没有的人身和精神自由，再也不用每天打卡，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说违心话写自己无法面对的文字，不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虽然仍有各种规制，包括自我规制。也偶有生活困顿时，我常自嘲：在家靠太座，吃软饭；出门寄朋友，打秋风。但家人不怨，朋友欢迎，相较过去，何其自在逍遥。

许多朋友羡慕我。其实我是脸皮有点厚，一般人比不上而已。用纪晓岚的话说，就是“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图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

过去手里端着那一只“铁饭碗”，总怕打翻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世界就只剩下眼前这个“铁饭碗”了，什么风景也不见。没曾想，干脆打翻后，才真正见到群山万壑，江河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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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考”被新周刊作为年度关键词提名；2016年，新周刊更用了一个醒目的题目，《拼了一身剐，也要去国考》，来写“国考热”。“国考热”一直绵延不断，而且越来越热。如果说，2010年我写《我的“国考”生涯》的时候，我内心多少还为持续的国考热感到吃惊的话，如今辞去公职和职务已经整整17年之后，我对今天的国考热一点都不惊讶。而且，我再也不会去批评参加“国考”的人，相反有了更多同情理解。

太多人分析过“国考热”的原因，虽然都已是陈词滥调，但却都是大实话。我唯一想提的就是，国考，也是如今的年轻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并不遥远，它是过去改革的成果。

如果说高考，曾经给了我这个农家子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认为“国考”，尤其在今天，则给了许多普通出身的年轻人改变命运、跨越阶层鸿沟的一个新机会。毕竟，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体制外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梦想甚至养家糊口的机会愈益窄逼了。

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国考”，当然有问题。但问题不在“国考”本身，也不在年轻人贪图稳定的保障。当“不确定性”不能转变为机会的时候，稳定保障才是正常人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2020年，某著名媒体的一位前同行告诉我她参加公务员考试被录取了，我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当我们的社会能给人普遍的平等自由尊严的时候，会出现更多新的发展机会。尤其是“不确定性”能被视为自我发展、自我成就的机会时， “国考”，自然就会回归到正常的普通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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