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60后：互联网干到退休？他们或许是第一批

“互联网公司还招年纪这么大的人啊？”

四年前，决定离开供职14年的公司，进入后浪扎堆的大厂时，润源51岁了。体检时，医生看着检查报告，惊讶地问出了这句话。

润源说，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经历年轻人说的“社死现场”。

最近，腾讯推出员工退休方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获得相关福利。众多评论里，一个关键词是“遥远”——对于平均年龄约30岁的互联网大厂来说，似乎还得再干30年，才能享受“退休福利”。

年轻，已成了大厂员工在公众心中的既定印象，它意味着创意、激情、永不疲惫的身体、始终追逐潮流与新鲜。然而却鲜有人关心：在互联网公司中，还有中年人的一席之地么？

我们找到了3位大厂员工，他们都是60后，最大的56岁，有的都抱上了外孙，有的甚至刚申请了延迟退休。

与刚进职场的00后不同，大厂里的60后，是最被忽视的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也勾勒出了互联网的另一面——这里不止是年轻的代名词，也应该是成熟与包容之地。

当许多人都在高喊“互联网进入下半场”，面对紧急刹车与红利渐隐后的未知和迷茫，他们的心态和选择，或许也是一种启示。

以下是关于这些60后大厂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出门，52岁的舜华会用上新买的Dior999口红。这半年，她总跟同事讨教流行的化妆风格，知道了哪些色号能“自带女王感”、或是“秒变元气少女”。

虽然她总是自嘲：自己或许是公司第一个退休的，也还没碰上互联网的35岁危机——因为入职蚂蚁时，她都39岁了。

此前，在湖北小城宜昌，她在银行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单位离住处只隔一道围墙，中午就回家做饭、看百家讲坛、睡个午觉，再回去上班，一切都浸泡在缓慢的时间里。

但不安一直挂在心头。从事水电工程的丈夫长期驻站上海和杭州，儿子也快读中学了，两地分居的问题迫在眉睫。

2008年夏天，她带着儿子去杭州，一位前同事提议：要不来这里定居？舜华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这里节奏飞快，与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

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还是向刚成立4年的支付宝投了简历。面试当晚六点，她就收到了电话offer。

“天呐，这就算找到工作了？”这个新兴“闯入者”的速度，让长久身处小城生活与国企系统的她，感到有些惊讶。

丈夫反对，丢掉银行“铁饭碗”挺可惜的，薪资也比支付宝更有竞争力。彼时后者还在初创期，有它的不可预见性。“那就让它不可预见吧”，舜华想去闯一闯。

第一天上班，舜华穿着玛丝菲尔的套裙，拎着皮包，踩着高跟鞋，成了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那时支付宝在上海的办公室，是浦东一栋大厦的最顶层三楼，下面都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

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和T恤短裤拖鞋的大厂员工，每天都相遇在电梯。证券公司的员工有时还得跟客户解释下，“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上面支付宝的”。

融入大厂的第一步，是舜华把衣橱里的衬衫和套裙，换成了几十块的文化衫和牛仔裤。

对于润源，进入大厂也像是意外。他在一家地产公司待了14年，本想着在那里干到退休。

面试蚂蚁时，年过五旬的他都想着：肯定是没法过关的。还好面试官更看重技能，并没有当面谈起年龄。

顺利入职后，适应环境也不容易。新人培训，全场同事都和他女儿一般大，润源拎着蓝色保温杯，突兀得像是个闯入教室的家长，他下意识找了个最后面的角落待着。

与年轻人搞团建，聊流行的网剧、游戏、抖音热歌，润源也插不进话，沉默地充当透明人。他也没法和主管聊多少工作外的事——最小的主管小他近20岁，年龄实在差太多。

工作则更为难熬。他从原本带30多人的管理职位，到了总得亲力亲为的一线。面对陌生的行业、快速的工作节奏，最初三个月，润源总在失眠中度过，还为此戒掉了咖啡。

此前的工作，让润源习惯了一切都有严谨稳定的流程。进入互联网公司，他才发觉所有事情都需要快速响应、不断变化。

但最先需要变化的，或许是早已步入人生下半场的自己。

那些在回忆里显得轻描淡写的适应过程，真实的情况，往往会更艰难。

润源记得刚来时，有个装修项目被推翻了，得重新设计。人头不熟，也不好意思问人，逼得他带着老花镜，把两台电脑放到眼前，自学CAD制图软件。花了两天，一边学一边做，才算做了出来。

“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到了这里一切清零，先做事要紧。”润源说。

猝不及防的意外，也总接连发生。2017年，公司快速扩张，原本只应容纳三千人的大楼，最高峰时办公人数却达到了四千多。电梯不堪重负，状况频发，空调也运行过载。

润源带着三四个同事，要处理旧大楼的棘手难题，还得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新园区的挪移工作。直到今天，他也还记得在大雨里，举着防水布换压缩机的狼狈。

对于远在香港的慧均来说，人生转入快车道，也是新的挑战。此前数十年，他在渣打、汇丰等银行从事反洗钱的工作。严密复杂的工作催生出层层规则，让他需要做到严格遵守、严谨克制。

2017年，52岁的慧均加入蚂蚁。本以为能在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但他发现一切并不简单——每天与年轻同事沟通，每天的步伐快如跑车，而他需要利用经验不断影响身边的同事：风险管理很重要，合规机制很重要。

慧均也有过困顿和犹豫，入职一年左右，由于家人生病，他提过离开。还好主管得知后，帮忙协调，让他不用经常出差，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

他也慢慢喜欢上了互联网的节奏——不按固有的轨道运行，这件事本身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这些年，国际非法洗钱越来越复杂，打击犯罪需要运用更好的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一个行业也好，一家公司也好，走得越久，就不只需要年轻和效率，也需要周全和缜密，承担更多责任。”慧均说，利用技术打击犯罪，为社会培养更多有国际视野的反洗钱人才，这是更适合他做的事。

而在舜华眼里，不断变化，也是持续了10多年的一段旅程。

最初的问题，是工作节奏的截然不同。她所在的地方叫智能资金部，负责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10多年前，互联网金融还不完善，她每天都要24小时待命，周末爬山也背着电脑，随时应对资金管理的突发情况。

舜华也还记得刚入职时，办公室总闹哄哄的，大家隔空喊来喊去，“要改一个BUG，就是直接叫一声，老苗（倪行军，花名苗人凤，后担任蚂蚁集团首席技术官），来修一下！”

但伴随着业务的发展，大家逐渐意识到：除了快速，制度的完善同样重要。

舜华曾在银行梳理规则的经验，也派上了用场。这些年，她和同事们一起，把无数流程经验、操作指南、应急方案，变成了整个部门都仰赖的数字资料库。

他们证明了年龄的增加，带来的不止是焦虑，也有经验的沉淀。

如今在同事眼里，润源是部门“老法师”一般的存在，大家从不聊起他的年龄，但都会亲切叫一声“陈工”。不懂的问他，总能得到一个合理、高效的解决方案，“年轻人往前冲，我们在后面托得住。”

润源曾是一名马拉松好手，在他眼里，职场也是一场长跑。“我们没法一直年轻，但可以变得成熟。”他说，“一家成熟的公司，也会更看重专业性，而不会只用年龄这把尺子来打量一切。”

度过了最初的手忙脚乱，这些大厂60后，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平衡。

每天清晨五六点，润源会在生物钟的驱赶下醒来，洗漱、做早饭，再做一套广播体操。为了关节着想，这是一种更温和的健身方式。

几年前，润源刚升级做了外公，他会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

但在闲暇时，他也会和同事一起吃饭或爬山，偶尔因为团建缺席了家庭聚会，女儿还会羡慕地说，“老爸越来越洋气了，我们公司都没有Outing。”

在香港，慧均则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高度自律的习惯——七点就到公司上班，日程计划精确到分钟，下班了也坚持健身。他看起來不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让同事羡慕的身材。

过去在银行，同事都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开完会大家立刻回家。而在蚂蚁，慧均交了挺多朋友，下了班，也常跟年轻同事聊天或喝酒。

这几年，舜华也爱上了喝下午茶，每天都会和同事一起点杯水果茶，也比95后儿子更懂最新的网络热词。第一次听母亲提起“内卷”时，儿子有点惊讶，“没想到是我给他科普。”

然而，他们习惯大厂生活的同时，也更懂了年轻人的真实焦虑。

前几年，舜华接手了部门的文化培训工作。笔记本电脑里，她记下了部门所有人的生日、入职时间、擅长的领域等。刚来的新人有问题，也总会找到她来请教。

培训和交流得越多，她越来越感觉：职场人的焦虑，并不只伴随年龄的增加而简单累积，而是与每个人身处的环境更紧密相连。

“比如35岁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前有房租房贷，后有看病养老，真是被包围得严严实实。”

对于刚进职场的年轻人，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催生出更多焦虑。舜华说自己是幸运的，房价不高时买了套房，也赶上互联网的红利，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的年轻人，一头撞上的却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

3年前，舜华与刚工作的儿子聊天，孩子说：“房价超过三四百万，靠普通工资无论如何都够不上，我再怎么也赶不上你们了。”

面对儿子的问题，舜华也无法给出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她只能告诉儿子，时代一直在变，能把握的或许只有自己。

公司入职培训时，她也会小心避开一些过多谈及梦想和打拼、会让年轻人觉得是PUA的词汇。“不是这些话不对，而是环境变了，人的心态也变了。看不到新增的蛋糕，你跟我要谈什么梦想呢？”

舜华更愿意跟年轻同事说起的，还是希望他们多丰富自己，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50岁那年，舜华主动与公司商议，想再延长退休期5年。

挺多人不理解，她说自己是在时代浪潮里打磨过的人，昔日物质的匮乏会带来一种紧迫感，“我们这辈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有一个单位是件好事，必须要不断学习，不被时代抛弃。”

舜华还有个微信群，叫“艺术少女营地”，里面都是曾在蚂蚁工作的老同事，离职后，有的继续创业，有的开了小店，还有的出国去学插画了。

她觉得挺好的，趁还能折腾，赶紧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在哪里，都能重新出发。

（文中人物均使用公司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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