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再现大地震，这些电视台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娱乐生意在创造社会价值上并没有突出效率；相反，过度娱乐化和泛娱乐化运作，可能导致资本过度攫取社会财富，造成贫富差距极化。

泛娱乐和娱乐生意都是纯粹的第三产业，不是刚需性的行业。

美国的棒球联赛、篮球联赛之所以非常流行，必要条件就是美国人的人均财富的提高。

10月29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播电视台被约谈，要求进一步对卫视节目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坚决整改。事实上，去年广电总局就曾下发过意见。

对于娱乐化及追星问题，比如围绕明星榜牵扯出的倒牛奶事件、饭圈文化等等，客观上讲，都是商业化现象。从该角度看，除了广为人知的晚会冠名生意外，还形成了包括但不限于明星主持人带货、电视台控股企业诸生意模式。

在后一方面，背靠湖南卫视的芒果超媒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即使受到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当前芒果超媒市值也还保持在700亿元以上。

问题在于，这种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吗？过去几十年，在后发优势的红利条件下，很多人很多企业能赚钱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典型的是电商；但随着全球技术发展趋缓，以及内外形势的变化，这种创富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娱乐生意经必然会被“颠覆”。

归根到底，娱乐生意在创造社会价值上并没有突出效率；相反，过度娱乐化和泛娱乐化运作，可能导致资本过度攫取社会财富，造成贫富差距极化；那么，适时取而代之的创富方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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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生意经

对于娱乐的生意属性，不少人可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怪。在这方面，比如郑某3亿事件、范某9亿事件，都能被轻松接受就是一个例证。归根到底，看问题的位置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对此，如果要扳开来揉碎了讲也无必要，事实上对比一下自己的工资就能知道其是何等的“商业化”。反过来讲，在暴利的刺激下，资本也在进行逆渗透，强化泛娱乐属性追求。

在这方面，最早被人们所熟知就是各种晚会背后的生意经。2008年，《三联生活周刊》披露了《同一首歌》高达千万的举办费用，留下了“暴利门”的称号。

此后，各种明星出场费价格排行榜屡见不鲜，比卖保健品还风光且暴利。前述郑某范某不过是众多分食者中一环罢了。为此，各大电视台自然抢牌照抢生意，抢到了日进斗金吃香喝辣，抢不到只能眼馋看别人。

在晚会生意成熟化后，电商特别是直播电商又推动娱乐生意个人化。在这方面，央视和地方卫视的主持人都不落下风。

今年5月，央视新闻和国美合作，由央视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组合直播带货；地方上如安徽不少主持人都变成网红开始直播带货，有李彬诸人。区别在于，康辉等是为受疫情影响严重区域销售产品，而后者是单纯为自己获利。

但这种区别恰恰证明娱乐生意的深入，它无孔不入，无人不影响。在个人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出现机构化，比如以电视台为单位直接或间接的进行商业经营。

前述芒果超媒就和湖南卫视合作紧密，其芒果TV更是获得多年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见，资本和电视台经过娱乐中介已经牢牢捆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整治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被搬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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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娱乐的结盟

当节目、主持人以及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生意经后，也意味着资本跟娱乐已经深度联盟。对此，有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商业现象？归根到底，现在是眼球经济的天下。

从眼球经济的视角来看，注意力才是稀缺性的资源，也就是说谁吸引到注意力，谁就能赢得经济效应。这也就是为什么直播和电视台等乱象渐增，之所以不断挑战人们认知底线的动因。

在这个过程中，也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所谓泛娱乐化、娘炮文化。对于前者，简单地讲是因为严肃的社会说理缺少了活力和空间，由此代之而起的一定是疲软的文化。这是泛娱乐化背后根本的社会原因。

在这一前提下，既定的娱乐内容其实已经非常丰富，供应接近饱和状态，但为了“眼球经济”，那么自然会溢出边界走向其他行业，也就是形成泛娱乐化。

特别地，所谓娘炮文化背后的逻辑也是如此。作为小鲜肉和娘炮的集中营，湖南卫视担当了“流量孵化机”。类似《创造101》、《偶像练习生》等选秀节目，逐渐变形为鼓励年轻人化妆走中性风，让人雌雄莫辨，然后去撒娇卖萌。在这种情况下，饭圈文化崛起，就从商业变形传导成社会问题。

对于这一联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仍然以电视台为例，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先是邀请咖啡馆老板介绍门店及咖啡知识，然后江苏卫视就找来5位明星合伙人展示从无到有的开店的全过程；最后，批量出现了类似的玩法，包括但不限于小姐姐的花店。

这类渗透性节目不仅是眼球经济，而是涉嫌虚假宣传和诱导，让观众去加盟开店。

这种联盟过度攫取了社会财富，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的。前述提到的芒果超媒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收78.53亿元，同比增长3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1亿元，同比增长31.52%。

但在营收、净利增长的背后，芒果TV会员收入增速却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变化反映的正是社会财富的分化状况。由此，必然意味着社会创富方式需要相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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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方式转向

一个社会，创富方式跟经济状况特别是经济动力机制紧密相关。当前，经济发展正处于后发优势的末梢期，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渐迎来全面的主动爬坡期。

这意味着，过去的创富模式，即主要靠商业模式创新这一阶段将马上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的支配下，娱乐化生意因在根本上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复加上民众并没有全富，自然受到压制。

毕竟，泛娱乐和娱乐生意都是纯粹的第三产业，不是刚需性的行业。首先，这些行业的繁荣需要以社会巨大财富为前提，比如美国的棒球联赛、篮球联赛之所以非常流行，必要条件就是美国人的人均财富的提高。

有大量有闲钱闲时的民众存在。反之，国内乒乓球联赛之所以仍然亏本运作，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实现全富，没有大量有闲钱闲时的民众存在。

对比之下，创富方式自然转变。也就是说，再想依靠娱乐化而轻松获得暴利的创富方式已经失效，当前已经开始进入到基础性刚需型的阶段，典型就是科技创新的创富方式。

在这方面，娱乐化生意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可参照的例子是实体经济。此前，实体行业基本上是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可能的特例的华为也被精准打压了，但这愈发证明基础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商业模式和商业环境的不断成熟，发展红利消失，再想赚大钱或得到暴利，就必须投入更大的成本和做更底层的基础科学的创新了。

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互联网企业也都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比如百度的人工智能、字节跳动的机器学习和算法推荐。

归根到底，科学技术的突破比经济组织的创新更具价值，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只是前者不同程度的利用消化。

也就是说，一旦科学技术不突破，那么商业模式创新就会越来越卷，直至系统性崩塌；反之，有了突破，那么即使商业模式创新也可能再迎来一波红利期，赚大钱的可能性被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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