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娃」变生意：有人花百万代孕，有人斥资30万求子

如果说幸福是孕育生命的A面，那么它的B面可能是少数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国家三孩政策开放、育龄群体不孕不育率增加，想要通过试管、代孕等辅助生殖技术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似能够弥补人生遗憾的辅助生殖技术背后，却要付出巨大的金钱和精神成本。

有人因为试管婴儿被打乱了生活节奏，周周都要去医院——女性不止要承受身体的痛苦，还要遭受心理上的煎熬。为了拥有孩子，取卵后的她们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但取号，排队，等待打夜针，那是属于深夜里的光。一切，只为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

也有人受“传宗接代”观念影响，诉求不再是单纯的孕育——他们还希望拥有“高端定制”的宝宝。他们甚至会选择花费上百万元，远赴美国找人代孕生子。

这个行业正在开始释放能量。东兴证券一份研报数据显示，中国辅助生殖潜在市场空间达3211亿美元。

深夜，一些你意识不到的平行世界正在缓缓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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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求子路

去年夏天，年近40岁的冬青夫妻俩突然意识到，从两人有了生育计划到备孕已经一年多时间，但妻子却迟迟没能怀上宝宝。

冬青两人已经结婚多年，但结婚后，一直没有重视生育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如今事业已经步上了正轨，加上家里长辈一直催生，两个人也开始想尽快要个宝宝。

“我太太一直在教育培训行业工作，她工作压力一直不小，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加上女人年过35岁后，卵巢功能也在下降，生育条件并不理想。”冬青告诉「创业最前线」，选择试管婴儿是他们目前最快怀上宝宝的方式。

从此，冬青夫妻俩就开始频繁在医院与家往返，“几乎周周都要去医院。”

做试管婴儿的就诊流程主要包括辅助生育前的身体评估，例如检查是否有遗传病、是否能够生育等身体检测，之后就是女性做排卵，服用并注射促排卵的药物、取卵，检测卵子和精子质量后进行胚胎的培养，最后进行胚胎移植。

这样一次促排卵过程的费用大概就要2万-3万元。而对于求子心切的病患们来说，费用方面不是什么大问题，整个就诊过程才是最磨人的。

最开始，冬青先是去医院挂号、取号、排队体检，确认是否符合试管婴儿手术指征。他太太之前工作压力大，生理周期不规律，做试管前还要调节内分泌，将身体调节到符合手术标准，“这期间特别熬人，经常排队检查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下午又叫你去检测取结果，往往一天就耗在医院里了。”

这之后，从女方的生理期第2-3天开始，患者就可以进入试管婴儿治疗周期，但促排的过程更麻烦。比如医生给她开促排卵的针剂，不仅平时白天要打针，还要时刻等待医院的通知，有时打夜针（服用促排药物后保护卵子的药物）都是晚上九、十点钟，他们就要提前去医院排队等待就诊。

对于女性患者而言，比较痛苦的还有接下来的取卵手术，这需要在阴道超声指导下，将穿刺针经阴道穹隆刺入卵泡中抽吸卵泡液，从而完成取卵手术。

但对于这些选择试管婴儿的群体而言，最煎熬的还不是做那么多检查、打那么多针，而是他们在抱有很大希望后，又要面对卵子不合格、胚胎发育等级不合格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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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持久战

一般来说，女性一个月只会分泌一颗卵子，但打过促排针之后，这个数量有时是几个、十几个，有人甚至能够达到二、三十个。但年龄大或者不孕不育患者的卵子质量一般并不好。

“我太太前后已经重复做了好几次取卵工作，因为有时卵子质量不好，甚至出现空卵泡。”冬青向「创业最前线」表示，在这之后，医生会用质量好一些的卵子与经处理的精子一起培养，形成受精卵。而在移植手术之前，医生会将胚胎进行冷冻。

目前，冬青夫妻俩还没有做胚胎移植，而是准备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因为冬青了解过，在不孕症的治疗中，试管婴儿虽然是成功率及效率较高的选择，但试管婴儿涉及众多环节，成功率并非100%。有人做一次试管胚胎移植就能成功怀孕，也有人做了多次却依然没成功，甚至胎儿着床成功后也会出现胎停或者流产。

“我有一位在云南的老同学，曾经为了做试管婴儿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奔走了6、7年时间。那些年，他几乎听到哪里有好的医生就去哪里，有哪些偏方治疗不孕不育就去搞来尝试。在失败了好几次、花费了几十万元后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宝宝。”冬青在同学的建议下，也没有着急去进行胚胎移植。

试管婴儿本来就是一个持久战。对此，作为医生的林西也是深有体会。

林西今年已经35岁，也是结婚多年都没能自然怀孕。她从30岁开始就奔波在各大医院，已经数不清取卵取了多少次，林西卵巢功能不好，做过N次取卵手术，但卵子质量一直不好，直到去年才成功培养了一颗胚胎。

好在她又比较幸运，去年8月，医生终于将这颗体外培养形成的胚胎，装入细管中，经宫颈管送入宫腔中，并完成受孕目的。之后，胚胎移植后14天，做妊娠实验，“当天在家里用验孕棒自测过，内容显示是两条杠，我没忍住在马桶上大哭了一场。”

怀孕的这几个月来，她每天都生活得小心翼翼。几天前，她甚至还因为几个小时没有感觉到孩子胎动，去医院查了B超，“看到宝宝是没问题的，我才暂时松了一口气。”

相比他们，目前孩子已经一岁多、但曾多次取卵和流产的范小熙的试管婴儿经历则更加艰难一些。

范小熙第一次取卵，医生只取出来3颗卵子，其余是空卵泡。几天后，医院IVF（试管受精）实验室通知她，她的这3颗卵子只成功配成2个。她在3天后移植了这2个胚胎，14天后检测显示，她的移植手术失败了。

接下来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范小熙不得不承认，那段时间，生下一个孩子甚至已经成为她的执念。

“每天都要打针，多的时候一天5针以上，当卵泡逐渐大时，每天都要抽血。后来，当护士用碘伏沾湿的棉签给我消毒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一激灵。”有段时间范小熙的身体更是瘦得厉害，还要面临心理上的打击，因为她有两次明明已经怀上了宝宝，但没过几个月还是流产了。

在不够高的成功率之下，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求孕之路既漫长未知，又是一件十分耗费金钱的事情——冬青至今已经花费10万元，林西花费20多万元，范小熙的花费更是超过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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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定制”宝宝

大多数不孕症患者们在选择辅助生殖技术时大多是迫于身体条件不足，而另外有一群人，他们的诉求则不再是单纯的孕育——“定制”宝宝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刚需”。

从2016年开始，国内非婚生子可以落户后，一群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似乎看到一条被技术和政策打开的生育自由通道。她们甚至会到美国挑选一个精子，搭配喜欢的遗传基因组合，囊括颜值、个头和聪明程度等，再找一位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妈妈为其代孕生下一位或者多位宝宝。

松夏就是很早“定制”了两个宝宝的“弄潮儿”。

松夏一头笔直长发，身高1.7米，体重不到100斤，长得十分漂亮，又有文艺范的气质。同时，她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履历亮眼的“富二代”。

在八、九年前，松夏由于身体问题并不适合生育，但当时单身的她又十分想拥有自己的宝宝，于是就去美国了解了买精与代孕。这些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被明令禁止，但在美国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链，且有法律监管。

首先是挑选外国捐精者。松夏选择的捐精者是一位犹太人，彼时对方19岁，哈佛在读。对方拥有蔚蓝颜色的瞳孔、微卷的睫毛、1.8米以上高大的身材，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提供孩子基因的双方都足够优秀，所以当好友徐然第一次看到松夏这对龙凤胎宝宝时，就彻底“沦陷”了。

“俩孩子是混血，就是电视里那种你梦想中天使颜值的孩子。”徐然向「创业最前线」描述当时情景时，不停对两个孩子的颜值发出惊叹，“我也问过她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对方愿意接受孩子吗？没想到他男朋友非常开心，还有两个大活宝把他叫爸爸，一家四口很幸福。”

在美国成功生下这对龙凤胎之后，松夏在选择事业时，也毫不犹豫从事了辅助生殖行业。她在几年前就花1000多万美金投资了给她做代孕的医院。

“我是在六、七年前知道了她的故事，我觉得她很酷，很勇敢。因为她做了很多女孩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好朋友的经历给了徐然灵感。

徐然也是一位高知女性，她有能力负担100万-130万元的费用。于是，四、五年前，徐然和她先生决定去美国代孕一个宝宝。

“也是缘分，我在美国咨询了很多医院，又在一家辅助生殖医院代孕，但当时失败了。后来我才知道松夏做代孕成功并投资了医院，我在考察了之后，就选择相信她。现在有了一个很聪明、特别好的宝宝。”最近几年，因再次受松夏的启发，徐然也投资了一家辅助生殖相关公司。

而且，在徐然看来，选择辅助生殖技术不仅能够“定制”宝宝的性别、颜值、基因，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更健康。

“我觉得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给宝宝做基因的筛查，其实能够过滤掉很多疾病。”徐然透露，美国就有专门的技术可以过滤掉200多项遗传病，而国内也有技术能够过滤100多项遗传疾病，“现在这个技术还在不断进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我一个投资人朋友就生出了一个只有4个手指头的孩子；还有朋友的小孩生出来有唐氏综合症；更有甚者，一位怀胎7个月的婴儿早产差点夭折，每天都要躺在保温箱里，一直住到足月。”她用自己身边自然生产的朋友向「创业最前线」举例，“哪怕一个再富有的家庭，当拥有了一个不健康的宝宝后，都不会幸福。”

于是，“高端定制”宝宝也成为一部分群体的生育诉求。

4

伦理与灰产

但实际上，生育永远和伦理、亲情、社会舆论掺杂不清。尤其是一些人通过代孕这种辅助生殖技术手段，让自己的宝宝在别人肚子里孕育的时候。

最近，乌克兰地下室积攒大量代孕新生儿的新闻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乌克兰国际代孕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报道称，代孕妈妈生下大量新生婴儿，根据护士们的说法，她们正在夜以继日地照顾父母未能前来接走的大量新生儿，这让她们十分疲惫，甚至没有休息的时间。

而根据寻求代孕的外国父母合作的澳大利亚机构“成长家庭”估计，在乌克兰境内目前还有800多名已经怀上外国人孩子的代孕妈妈。

“我觉得代孕是对其他女性的压迫。”一位媒体人在微信群里直言。也有人表示，当生命都变成货品，可以随意挑选、遗弃时，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对此，选择找人代孕的徐然向「创业最前线」直言，其实对于那些注重事业的女性来说，代孕已经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因为能够花个百八十万有个自己的孩子，不会影响自己工作创业，但自己生，激素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各种影响，让你两三年都不能彻底恢复。”

徐然也补充道，可能大部分人不认同她的想法，但每个人选择不同，没有对与错。就像她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夫妻，男方在主观意识上不会同意代孕，“他们觉得女人给他生孩子是爱他的表现，即使不用他出钱，大部分也不同意。”

不光是伦理方面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当下辅助生殖行业的监管还比较混乱，行业灰产也在不断蔓延。

而在我国就单就冻卵来说，原国家卫计委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单身女性不能在国内医疗机构合法冻卵、人工授精，许多未婚大龄女性会选择去境外取卵冻卵或人工受孕。

而且辅助生殖行业审批严格，牌照壁垒高。

我国辅助生殖牌照主要分为五类：夫精人工授精（AIH）、供精人工授精（AID）、第一代试管婴儿（IVF-ET）、第二代试管婴儿（ICSI）和第三代试管婴儿（PGD/PGS）。我国规定，五类辅助生殖牌照，需要按照顺序申请。申请IVF-ET牌照的医院，需要已持有AIH牌照。申请PGD/PGS，则需要已经持有一代、二代试管婴儿的牌照，并且正常运营4-5年。

根据国内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监管部门每两年及每三年会对辅助生殖技术牌照进行一次审查。

但当需求存在时，一些灰色产业也随之而来。

即便购买卵子、精子以及代孕等方式在国内尚不合法，但地下卵子市场依旧猖獗，且有业内人士向「创业最前线」透露，现在市面上一些做生殖辅助生殖的机构，他们也在做地下业务。

对方表示，有些项目没有牌照也会建立实验室，做非法试管婴儿、甚至代孕业务，“甚至因为疫情，几年前还能够出国‘定制’宝宝，变成现在只能在国内进行。”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辅助生殖服务广受诟病，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是一门“刚需”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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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逐渐明朗

不过当下，辅助生殖的风口已经渐渐明朗。

今年2月，北京作为首个落地辅助生殖医保的省市，明确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3月26日正式执行。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花亚伟的其中一份提案，便涉及到辅助生殖计划。花亚伟呼吁完善合法的“捐卵”途径，建立合规的“卵子库”，取消对30岁以上健康女性的冻卵限制。

究其原因，“生不出”也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的不孕率从1997年的3.5%提高至2019年的16.4%，预计2023年将增至18.2%。即平均每7到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遭遇生育困境，且呈年轻化趋势。

此外，国内辅助生殖服务的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分析，在辅助生殖技术的渗透率方面，2018年我国的渗透率仅为7%，远低于美国同期的30.2%。

海量的不孕不育人群催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70%的行业毛利深度驱动更多企业加入，辅助生殖技术能力也不断成熟，预计到2023年，国内市场渗透率有望增加到9.2%。

对于这一点，徐然和“易孕帮”创始人金明哲都深有体会。

“生孩子过了40岁就是一道坎，我身边很多女孩才40岁就没有了卵子，有些就只有一两颗卵子，很难自然怀孕。”徐然表示，因为在晚婚晚育的影响下，很多准备再要一个孩子的夫妻已不再年轻，辅助生殖技术也是他们“不得不”的选择。

“前段时间，我更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孩，想要孩子，取了20多颗卵子，竟然全是空卵。”徐然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现代人受到工作压力、生活方式、环境等问题影响，不孕不育率开始不断攀升。金明哲认为，针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是强刚需，而他于2013年创立的易孕帮业绩也在不断验证这一点。

金明哲成立的不孕不育干预中心，通过“治疗+调理”的方式，帮助患者从多个角度解决不孕不育问题。

金明哲表示，三甲医院的不孕不育门诊平均诊疗时间仅有几分钟，医生对患者的综合情况了解有限，而易孕帮名医工作室的专家平均诊疗时间在半小时以上，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给出更详尽的诊断，帮助患者把身体调养成最佳的受孕状态。

除了诊疗，团队还会给出针对患者需求的调理方案。例如，做试管婴儿反复失败（指失败两次以上）的患者，再成功的几率为4.26%，而根据43例临床跟踪数据，使用易孕帮调理产品后，成功率为54.05%。

“我们目前已经与200多家公立医院达成合作，其中一款提升卵巢功能的产品年销售额已从2016年的600万元增长到如今的4000万元。”

而从销售数据中，金明哲也明显感觉到，女性卵巢功能变弱正在呈年轻化趋势，“之前35-40岁以上的人卵巢功能会下降，出现月经不调等症状，但现在很多25岁以上的用户就有这类症状了。”金明哲表示。

显然，不孕不育率增高、患者越来越年轻化，也正在催生辅助生殖医疗服务。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2020年是企业注册量高峰期，共注册247家辅助生殖服务相关企业，同比增长了65.8%。

资本层面也持续看好辅助生殖。早在2015年，红杉资本中国、华平投资、奥博资本、高瓴资本等投资公司就纷纷加入该赛道。2021年，觉资投资、金晟资本等30家投资机构也下场押注。

一直投资医疗领域的投资机构PR也向「创业最前线」笃定道，辅助生殖一定会有很大市场。

金明哲最近向「创业最前线」透露，在距离2017年和2019年两次融资后，公司已经开启新一轮融资，“现在已经看了十几家投资机构，正在洽谈中。”

毫无疑问，随着三孩政策的到来以及晚婚晚育的流行趋势，“造娃”圆梦成了千万个家庭的刚需，辅助生殖也将成为一门颇受看好的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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