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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救不了低生育率

近些天的热搜,好像被“生孩子”霸屏了。


(相关资料图)

话题标签换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新闻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在一众延长婚假、产假、育儿假的政策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各地争相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生育的新规。

沈阳、哈尔滨、济南等城市将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每月500—1000元不等的补贴,杭州、长沙、云南则是发放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不难猜到各地为何都急着鼓励生育。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自1950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人,且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

只看人口数据,或许还不够直观。事实上,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已经初现苗头。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下短暂的生育高峰过后,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多数民办幼儿园从2021年、2022年开始难寻生源。而据*财经报道,武汉某所仅面向单位内部招生的央企幼儿园,今年也扩大了招生范围。

出生率下降,受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教育行业。据统计,2021年大学本专科招生规模1001.3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2年的出生人口。因此,有专家预测,未来不少大学将会关停。

但长远来看,影响绝不止于单一领域。“一孩难求”之后,社会各行各业可能都将面临劳动力减少和消费降低的挑战,而就全世界范围来看,鼓励生育措施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

抛去对未来的焦虑,当下不愿生孩子的年轻人或许更想问的是:消除低生育率的影响,难道只有“催生”一条路可走吗?低生育率本身,一定会成为问题吗?

01 “一孩难求”,会怎样?

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去年上半年,一篇名为《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的报道,让人们注意到了国内出生婴儿数量骤降的现象。可以预见,短期内*受到冲击的会是母婴产业。

以2022年总和生育率位列全世界倒数*的韩国为例。2022年10月,据韩媒报道,由于出生率低、市场竞争加剧及成本上涨,韩国乳制品企业大多面临销量下降的问题。

2022年11月,韩国知名日化集团LG生活健康宣布,受低生育率影响,其旗下婴幼儿专业品牌Babience将退出婴幼儿食品市场。

接着是教育行业。

在过去5年里,韩国有近7000家幼儿园关门。截至2020年,因生源减少,韩国遭废弃空置的中小学校累计达到1400多所。

在韩国,年轻人更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发展,因此,倒闭的学校往往位于偏远地区。

韩媒称,2018年至2022年,韩国地方大学有20多个专业已全部消失。在定期招生中,报考人数为零的专业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23年,地方大学倒闭的顺序将由南到北,与樱花开放期顺序同步。”

今天出生人口减少,必然导致20多年后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受到冲击。

韩国统计局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到2070年将减少近一半。作为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

韩国雇佣劳动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下半年,全国工厂(有5名以上员工)共有超13万个空缺岗位,已经是2019年空缺岗位数量的2倍多,而且估计到2030年,制造业空缺岗位可能高达30万个。

韩媒对此做出了悲观的推论:韩国经济正在失去增长活力,预计经济总量在20年后将小于尼日利亚,在50年后将小于菲律宾。

有日本的前车之鉴,韩媒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

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就业困难、预期收入下降等因素使得年轻人普遍生活态度消极,“低欲望社会”进一步加剧少子化,少子化与经济停滞形成了恶性循环。

自1995年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在1.5以下,深陷“低生育率陷阱”。吉林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少子化对日本潜在的经济产出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日本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具体而言,少子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减少,更会使得消费、投资需求逐渐萎缩。再加上职场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科研创新受限,日本错失了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截至2021年10月,日本独角兽企业只有6家,数量大幅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来自中青年的社保资金少了,老人的养老金就不够发了,日本不得不推进延迟退休。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分担社保费用,已是债台高筑,2020年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4.6%,远高于60%的警戒线。

尤其在一些人口净迁出的地区,维持行政服务会变得更加困难。

泡沫经济影响下,夕张市失去支柱产业,于2007年成为日本*个地方政府破产的城市。2013年起,夕张市的生育率无限逼近于零。由于税收下降、财政紧张,当地面临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却无人维护,导致安全隐患增加。

多位学者判断,若少子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40年夕张市人口将仅剩100人。因此,英国《卫报》称它为“一座学着如何死去的城市”。

02 少子化,何解?

如此看来,少子化带来的长远影响不可忽视。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纷纷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

针对育儿成本高昂的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从钱的方面入手,不仅直接发放生育津贴、子女教育津贴,新生儿父母还可以少交税。新加坡税务减免的范围,甚至包括祖父母的收入以及雇佣女佣的费用。韩国、日本也为新婚夫妇提供了住房方面的补贴和优惠。

但比起赤裸裸的“催生”,“润物细无声”的配套措施似乎更受年轻父母欢迎。生育率恢复到相对较高水平的国家,到底做对了什么?

为了鼓励夫妻共同参与育儿,瑞典规定父母可以获得共计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双方各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以确保他们充分承担责任。此外,增加托幼保障、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等措施,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们对生育影响事业发展的担忧。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瑞典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男性的92.5%,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数78.9%,总和生育率为1.7,也高于高收入国家1.5的平均生育水平。

在法国,幼儿2个月大就可以入托儿所,并且有多种托儿方式可供选择。托儿所可照看孩子至工作日晚上7点,与上班族父母的下班时间对应,且低收入家庭*每月只需付50欧元。

2010年前后,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非常接近人口更替水平。近几年,虽然法国的生育率有所下降,但总和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9左右,处于欧洲国家最高之列。

此外,支持辅助生育、认可非婚生子、接纳移民等,也是海外为提高生育率的常见做法。

然而,支持生育的政策并不都能起到明显效果。如何挽回生育率至人口更替水平2.1以上,终究是一个世界难题。

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日本近年生育率稍微有所回升,但只有1.3左右,仍低于1.5的警戒线。

究其原因,日本在家庭政策方面的支出还是太少了,仅占GDP的1.58%(2017年),明显低于2015年的法国(2.93%)、瑞典(3.54%)和德国(2.28%)。毕竟,延长产假、托儿所等福利,也是需要“烧钱”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催生”政策实质上是“雷声大,雨点小”。

无论少子化的未来如何,对年轻人而言,生育的*阻碍还是存在于当下。或许,比起只盯着“催生”,寄希望于尽快扭转少子化趋势,不如直面问题,思考如何服务于人、如何稳妥地应对少子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相对发达的地区生育率降低,但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人口过剩在部分地区仍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也许,人口多寡本身并不成为问题。

201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对40个国家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虽然极低的生育率将产生负面影响,但接近生育更替水平的适度低生育率,却有利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正如复旦大学学者胡湛和彭希哲指出的,新时代的生育政策不宜多提“鼓励生育”,而应强调“生育友好”。毕竟,“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生育不该成为一种工具,而应是社会服务的对象。

在这个前提下,或许我们更要追问的是:在孩子被戏称是“四脚吞金兽”的今天,为什么生育会成为年轻人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阻碍?

而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人口数量减少让我们不得不脱离以“人口红利”拉动经济的路径依赖,相比之下,人口素质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更重要一些?

标签: 总和生育率 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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