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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冬奥会工作的23个日夜

2008年,我家还住在广州以前的老房子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播出的那天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电视机不像现在这样大屏高清,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无可避免地掺杂着嗡嗡的杂音,客厅的空调冷气也开得嗡嗡响。

当时,婆婆(注:粤语里的“外婆”)在厨房煮消夜,爸爸坐在沙发上专注地观看开幕式,我在地上坐了两分钟,就借口困了溜进房间——虽说是心心念念枕边的那本港媒八卦杂志,但没等到开幕式结束,我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下起了小雨,婆婆带我到楼下琴房练琴,我的生活一如往常地进行着,似乎也没有因为一场开幕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知道为什么,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好像就这个夜晚的记忆最为清晰。

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我,怎么也猜不到,北京会在2022年举办一场冬奥会,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我怎么也想不到,未来的自己会与它产生奇妙的联结。

我,成了北京冬奥会的一份子。

报到的第一天:

感觉自己化身电影主人公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在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简称OBS)的档案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奥运会的各类直播视频标注存档,为以后搜索和出售使用。

我的工作地点,是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的主媒体中心场馆。根据防疫手册的需求,主媒体中心场馆要遵守“安保、交通、防疫”三位一体的原则,采取严格的闭环管理,让工作人员在指定区域乘坐专车往返闭环酒店与场馆,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进入“闭环”的第一天,我先到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当时,酒店门口的环形车道已经被一面纸墙封住,除了摆渡车和专用的士外,都不能进入。下车之后要进入酒店,还需经历一系列步骤:

我得先站在墙外等候,告诉保安自己是来入住的,然后保安再打开对讲机,让我对着另一头的前台工作人员说出自己的名字。等前台工作人员确认名单无误,回复“请xx先生/xx女士进来”,保安才会把墙上的门打开——直到这一刻,我才正式走进了闭环生活。

一套流程走下来行云流水,有一种“主角进总部”的刺激感。我被这种“我好像很重要”的喜悦冲昏了头脑,甚至忘了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拉着我那个塞满泡面和饼干的箱子就欢乐地冲了进去。

直到在酒店短暂整顿后,我出门等摆渡车去主媒体中心,再次看到那面闭环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出路”了。

到达主媒体中心后,我经历了一番折腾:我们需要先激活注册卡,才能进入主媒体中心。尽管已经报到的同事反复告诉我“下车后往南走,过马路,那排白色小房子就是”,但因为场地实在太大,我还是“顽强”地在问了三位志愿者、还求助警察叔叔之后,走错了路。

后来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路已经很好找了。进入主媒体中心之后,我选择先去制服中心领取服装。

纵然我已“潜水”观看了各位同事的报到之路,也不影响我在前往制服中心的路上不断“抓瞎”。这不能怪我——主媒体中心其他部门的“五彩斑斓”都与我无关,我工作的国际广播中心只有白墙,每个转角看起来都一样,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头。

制服中心是我在放弃问路后、一通乱走之下找到的,简直是“乱刀斩乱麻”的优秀案例。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一次性发了全套制服:不仅有长袖和抓绒小外套、两条薄厚不一的裤子,还有一件去北极都能暖乎乎的大羽绒服,帽子、手套也一应俱全。

两只手都抓不过来的大袋子,让我去前台领媒体专用包的想法暂时作罢,我的工作主管还给了一句辣评:“这(袋子)像个坦克一样(大),你基本可以住里面了!”

其实,去主媒体中心报到的第一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层好比四层高”的手扶电梯——因为制服中心在二楼,所以我“恭敬不如从命”、硬着头皮也得搭乘电梯上去。我也不记得具体搭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紧紧地攥着电梯扶手、后脑勺全程发麻,几乎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在还剩最后1米到达二层的时候,我迅速撒丫子来到了平地上,这才松了一口气——虽说恐高的人有很多,但像我这样不怕下行只怕上行、还因此怕得连纪念品商店都不愿意去的人,应该也很少见了吧。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是会掉干炒牛河

我是1月29日进入“闭环”的,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度过了春节。

以往,我都是在家度过春节——广东人过年,怎么也得有鸡鸭鱼肉,再来点发菜、生菜求个好意头,加上姑妈熬制的老火例汤、姑丈从早侍弄到晚的一锅足料粉肠排骨砂锅粥,以及奶奶炸的油角、蒸的发糕,一顿年夜饭就正式出炉了。

奶奶的发糕总是用蓝罐曲奇盒子蒸,她年年抱怨粉料不好,发不起来,其实年年都松软香甜。年夜饭吃的这些菜,再凑合着接下来几天,早餐午餐晚餐都吃几口,也能吃到大年初三。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奶奶的发糕也不知道有没有“发起来”。因为防疫政策,我爸和我妈也是分开过的年,也挺稀奇,三人三地。

除夕那天早上,我前往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接受了岗位培训,中午回到酒店自由活动,思忖着该怎么过年。据我观察,主媒体中心的餐厅有提供免费饺子(元宵节也提供了免费汤圆),不过我已经和认识的同事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吃贵价“自助”。

吃晚饭之前,我特意换了条之前买了没穿的红裙子,权当是“新年穿新衣服”了。

不过200元一顿的自助,没有自己家里的菜好吃。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同事的小复式房间串门了:大家在沙发上瘫着,打开电视收看春晚,算是有了过年的仪式感,后来有同事拿出手柄,大家改打游戏,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冬奥会前夕的这个除夕。

200元一顿的“人工自助”不好吃,不知道大家都在热议的“机器人自助”好不好吃?后来,在一个不忙碌的工作日中午,我前往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尝试了一下全网热议的“机器人炒菜”服务:

可能是因为餐厅大受欢迎,点餐的地方标明了“要等40分钟”,其实10分钟左右就上菜了——纵横的管道就在我头顶的上方,一个个托盘在顺滑移动,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路运行畅通,甚至没有出现“撞车”的情况,比让我第一天上班就迟到的地面交通好很多。

我点了一份干炒牛河,纯粹是凑个热闹,也没预想味道应该如何。我看着那盘干炒牛河一路运行到我头顶,管道上的灯马上亮了起来,投影桌号在桌上,告诉你“快来干饭”——它具体是怎么把盘子放到掉落下来的托盘上的,我没看清,但感觉很神奇,味道也很不错,河粉弹牙、牛肉嫩滑,连洋葱韭黄都油光锃亮。

我觉得,机器人炒菜上菜有两个好处:一是厨房不在旁边,吃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二是足够新奇,大家都抬头看天花板,正好可以活动一下颈椎,非常健康。总之,“机器人上菜”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天上可能不会掉馅饼,但有可能掉干炒牛河、小炒黄牛肉、蒜蓉西兰花......

羽生结弦就在楼下,

我却坐在电脑前打字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工作期间,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标注每天开的例行发布会和其他赛事发布会,以及剪辑运动员的混合区采访(说不定你看到的采访,就是经我之手哦)。

例行发布会的时间相对固定,所以我每天的上班时间都是“早10晚7”,工作三四天便可放一天假,还试过“做一休一”,非常幸福——而负责运动赛事标注的同事,上班时间就比较随机了,有像我一样的早班、也有“晚五早二”的极限夜班。

我每天上9小时班,除了吃饭喝水擦鼻涕,在剩余的工作时间里,N95口罩像是焊死在脸上,戴高了硌眼袋,戴低了刮下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防疫措施:

每天早上,吃完酒店免费的中西结合早餐,我都要去酒店一楼的检测室做核酸检测。好歹是咽拭子,我只消张开刚吃完早餐的“饭盆大口”,等温柔的医生哥哥姐姐擦一擦舌根就好——起初咽喉对这一行径还略有不满,现在它已“熟视无睹”了,我唯一的担心是牙缝里会不会有菜叶。

例行发布会除了通报赛事和天气,还要通报疫情:几日几点到几日凌晨,闭环内核酸检测几份,海关入境几人,闭环管理几人,其中确诊几例,云云。每天都要听一遍的我,现在几乎能对这段话倒背如流,不等发言人通报完,我已经打完字,只消填数字即可了。

大部分时候,每次一听到有谁拿冠军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庆祝和恭喜,而是又有发布会和采访、我又要打字打到键盘起火了。

我一直在关注谷爱凌,得知她拿了冠军很高兴,十分敬佩她,不过我更想问问她为何如此痴迷韭菜盒子,明明茄盒才是人间美味。

羽生结弦的发布会,就是我负责标注的——运动员的发布会标注,意味着这场发布会上大家说的话、提的问题和回答,我都要跟着直播视频整理记录,必须高度集中精神和提高手速,而羽生结弦是日本人,所以我还得集中精力听日英同传。

羽生结弦召开发布会的那一天,纵使他就在我的“脚下(负一楼)”,众多同事早已挤往发布会厅一睹真容,我也只能坐在电脑前打字,并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你不是他的粉丝。虽然不是他的粉丝,但羽生结弦有一句话,让坐在电脑前的我为之动容:

“在我心里,我已经完成了属于羽生结弦的、完美的四周跳。9岁的我,和现在的我共同起舞,我为自己骄傲,并希望一直这样活下去。”

把冰墩墩放进购物车:

想了想,又放回货架

我记得很清楚:2月4日,是迄今为止,我唯一去冬奥会纪念品商店的日子。

本来完全没有去的想法,因为平时工作没有时间,但那天因为主管排班“不力”,我一个早上都坐在休息室摸鱼。

这时同事告诉我,今天有冬奥会限量徽章出售,可以前往主媒体中心二楼的纪念品商店购买——我觉得去去也无妨,便硬着头皮又冲上了手扶电梯,在心脏停跳之前赶到纪念品商店。

商店门口是一条蛇形走道,早上9点就排得满满当当,我还在心里嘀咕:怎么这么多人?不过横竖都是消磨时间,我也就认命地排起了队。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位香港记者,我俩都是粤语使用者,畅聊大约1小时出头,我们进店了。

当时,冰墩墩尚未被热情的日本记者“义墩墩”带火,货源充足,抱枕、手办、各种钥匙扣,一应俱全,任君挑选。但我看到冰墩墩不为所动,仅选购了限量的开闭幕式徽章、一些写着“Beijing2022”的纪念徽章,给家里人挑了丝巾领带,只是在排队结账时,又勉强拿上两个冰墩墩钥匙扣。

现在情况大有不同——这家位于主媒体中心二层中间靠北、10点才开门营业的纪念品商店,在早上7点20分,队伍就已经排到二层最南端,少说也有几十到一百米。大家都自觉带上了小板凳,有同事曾经在排队时接到后面递过来的一张报纸,对方颇有经验地告诉他:“不是给你看的,是给你坐的。”

至于“一墩难求”的冰墩墩,商店什么时候进货、进什么货,都说不准,全靠运气。有些朋友也许是工作不够忙,干脆在店里坐着不出来,等着上货,让后面的朋友急得焦头烂额:店里限20人,你不出来,我怎么进去?

在工作群里,大家已把ID改成“收购冰墩墩xx钥匙扣”“收冰墩墩手办”“求代购xx徽章”——最近纪念品商店还出台了限购政策,大家需要凭注册卡购买纪念品,手办、抱枕一人限购一个,于是还有了“收‘不买冰墩墩的注册卡’”这一ID。

我妈最近也特意找我,说:“女儿呀,要是能买得到的话,给你妈也整个冰墩墩呗!”

听完这番话,我瞬间“暴起”:“上次我进店时,不是问你要不要(冰墩墩)手办吗?我都放进购物车了,你说:‘不要,要那玩意干吗,不如买个冰箱贴。’所以我就把冰墩墩放回去了。这会你咋又要了?!”

我妈听罢沉吟良久,回了一句:“哦,原来你说的‘手办’就是冰墩墩呀,我不知道啊。那算了吧。”

尾声:

从2008到2022

每天的例行发布会上,总会有人提问: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什么不同?

两者最显著的不同,无疑是科技的进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能看出“人海战术”;而现在,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冰五环,到主媒体中心的8k杜比音效大屏,再到国家速滑馆让人津津乐道的“猎豹”系统,“Beijing2022”,无处不充满着高科技的气息。

不过,我个人感触最深的,其实是空气质量的变化——从小学到现在,我亲眼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改变:2008年暑假,我独自前往北京,与妈妈的同事一家游玩,他们带我远远地观看了鸟巢,还拍了一张土土的“手托鸟巢照”。

当时的我年纪太小,每天只顾着想家,对那段旅行的记忆只剩下灰蒙蒙的天,和我不知何时就发作的鼻炎。

2013年暑假,我从北京转机去美国: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降落,我只看到一片灰,第二天早上赶早班机,坐摆渡车去机场,仍只看到一片灰;但从2018年开始,我来北京读大学的四年,每一年看到的蓝天,都比前一年更蓝,下的雪也更白净,鼻炎只在春天飘杨絮时偶尔发作。

顺带一提,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由工业园区改造而成,它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直接结合再利用的比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建设可谓是惠民工程,不论是设计创意还是环保理念都可圈可点,让我印象深刻。

在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变化、参与了北京冬奥会之后,随着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播出,我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

如何度过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现在还没什么具体计划。不过同事“野心满满”,说要从主媒体中心的杂货店扛一箱啤酒回去,让我们去他的小复式庆祝,所以我特意留了两袋“出前一丁”(我一生所爱的泡面)打算到时享受。

不过现实情况是,我们还得收拾行李。每天上班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心思倒腾房间,接下来还得转移到隔离酒店,估计是个大工程——光是想想那个“坦克”般大小的制服袋子,就够我头疼的了!

不论如何,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标签: 冬奥 冰墩墩 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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