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冬奥会工作的23个日夜

2008年，我家还住在广州以前的老房子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播出的那天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电视机不像现在这样大屏高清，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无可避免地掺杂着嗡嗡的杂音，客厅的空调冷气也开得嗡嗡响。

当时，婆婆（注：粤语里的“外婆”）在厨房煮消夜，爸爸坐在沙发上专注地观看开幕式，我在地上坐了两分钟，就借口困了溜进房间——虽说是心心念念枕边的那本港媒八卦杂志，但没等到开幕式结束，我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下起了小雨，婆婆带我到楼下琴房练琴，我的生活一如往常地进行着，似乎也没有因为一场开幕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知道为什么，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好像就这个夜晚的记忆最为清晰。

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我，怎么也猜不到，北京会在2022年举办一场冬奥会，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我怎么也想不到，未来的自己会与它产生奇妙的联结。

我，成了北京冬奥会的一份子。

报到的第一天：

感觉自己化身电影主人公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在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简称OBS）的档案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奥运会的各类直播视频标注存档，为以后搜索和出售使用。

我的工作地点，是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的主媒体中心场馆。根据防疫手册的需求，主媒体中心场馆要遵守“安保、交通、防疫”三位一体的原则，采取严格的闭环管理，让工作人员在指定区域乘坐专车往返闭环酒店与场馆，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进入“闭环”的第一天，我先到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当时，酒店门口的环形车道已经被一面纸墙封住，除了摆渡车和专用的士外，都不能进入。下车之后要进入酒店，还需经历一系列步骤：

我得先站在墙外等候，告诉保安自己是来入住的，然后保安再打开对讲机，让我对着另一头的前台工作人员说出自己的名字。等前台工作人员确认名单无误，回复“请xx先生/xx女士进来”，保安才会把墙上的门打开——直到这一刻，我才正式走进了闭环生活。

一套流程走下来行云流水，有一种“主角进总部”的刺激感。我被这种“我好像很重要”的喜悦冲昏了头脑，甚至忘了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拉着我那个塞满泡面和饼干的箱子就欢乐地冲了进去。

直到在酒店短暂整顿后，我出门等摆渡车去主媒体中心，再次看到那面闭环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出路”了。

到达主媒体中心后，我经历了一番折腾：我们需要先激活注册卡，才能进入主媒体中心。尽管已经报到的同事反复告诉我“下车后往南走，过马路，那排白色小房子就是”，但因为场地实在太大，我还是“顽强”地在问了三位志愿者、还求助警察叔叔之后，走错了路。

后来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路已经很好找了。进入主媒体中心之后，我选择先去制服中心领取服装。

纵然我已“潜水”观看了各位同事的报到之路，也不影响我在前往制服中心的路上不断“抓瞎”。这不能怪我——主媒体中心其他部门的“五彩斑斓”都与我无关，我工作的国际广播中心只有白墙，每个转角看起来都一样，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头。

制服中心是我在放弃问路后、一通乱走之下找到的，简直是“乱刀斩乱麻”的优秀案例。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一次性发了全套制服：不仅有长袖和抓绒小外套、两条薄厚不一的裤子，还有一件去北极都能暖乎乎的大羽绒服，帽子、手套也一应俱全。

两只手都抓不过来的大袋子，让我去前台领媒体专用包的想法暂时作罢，我的工作主管还给了一句辣评：“这（袋子）像个坦克一样（大），你基本可以住里面了！”

其实，去主媒体中心报到的第一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层好比四层高”的手扶电梯——因为制服中心在二楼，所以我“恭敬不如从命”、硬着头皮也得搭乘电梯上去。我也不记得具体搭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紧紧地攥着电梯扶手、后脑勺全程发麻，几乎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在还剩最后1米到达二层的时候，我迅速撒丫子来到了平地上，这才松了一口气——虽说恐高的人有很多，但像我这样不怕下行只怕上行、还因此怕得连纪念品商店都不愿意去的人，应该也很少见了吧。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是会掉干炒牛河

我是1月29日进入“闭环”的，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度过了春节。

以往，我都是在家度过春节——广东人过年，怎么也得有鸡鸭鱼肉，再来点发菜、生菜求个好意头，加上姑妈熬制的老火例汤、姑丈从早侍弄到晚的一锅足料粉肠排骨砂锅粥，以及奶奶炸的油角、蒸的发糕，一顿年夜饭就正式出炉了。

奶奶的发糕总是用蓝罐曲奇盒子蒸，她年年抱怨粉料不好，发不起来，其实年年都松软香甜。年夜饭吃的这些菜，再凑合着接下来几天，早餐午餐晚餐都吃几口，也能吃到大年初三。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奶奶的发糕也不知道有没有“发起来”。因为防疫政策，我爸和我妈也是分开过的年，也挺稀奇，三人三地。

除夕那天早上，我前往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接受了岗位培训，中午回到酒店自由活动，思忖着该怎么过年。据我观察，主媒体中心的餐厅有提供免费饺子（元宵节也提供了免费汤圆），不过我已经和认识的同事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吃贵价“自助”。

吃晚饭之前，我特意换了条之前买了没穿的红裙子，权当是“新年穿新衣服”了。

不过200元一顿的自助，没有自己家里的菜好吃。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同事的小复式房间串门了：大家在沙发上瘫着，打开电视收看春晚，算是有了过年的仪式感，后来有同事拿出手柄，大家改打游戏，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冬奥会前夕的这个除夕。

200元一顿的“人工自助”不好吃，不知道大家都在热议的“机器人自助”好不好吃？后来，在一个不忙碌的工作日中午，我前往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尝试了一下全网热议的“机器人炒菜”服务：

可能是因为餐厅大受欢迎，点餐的地方标明了“要等40分钟”，其实10分钟左右就上菜了——纵横的管道就在我头顶的上方，一个个托盘在顺滑移动，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路运行畅通，甚至没有出现“撞车”的情况，比让我第一天上班就迟到的地面交通好很多。

我点了一份干炒牛河，纯粹是凑个热闹，也没预想味道应该如何。我看着那盘干炒牛河一路运行到我头顶，管道上的灯马上亮了起来，投影桌号在桌上，告诉你“快来干饭”——它具体是怎么把盘子放到掉落下来的托盘上的，我没看清，但感觉很神奇，味道也很不错，河粉弹牙、牛肉嫩滑，连洋葱韭黄都油光锃亮。

我觉得，机器人炒菜上菜有两个好处：一是厨房不在旁边，吃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二是足够新奇，大家都抬头看天花板，正好可以活动一下颈椎，非常健康。总之，“机器人上菜”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天上可能不会掉馅饼，但有可能掉干炒牛河、小炒黄牛肉、蒜蓉西兰花......

羽生结弦就在楼下，

我却坐在电脑前打字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工作期间，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标注每天开的例行发布会和其他赛事发布会，以及剪辑运动员的混合区采访（说不定你看到的采访，就是经我之手哦）。

例行发布会的时间相对固定，所以我每天的上班时间都是“早10晚7”，工作三四天便可放一天假，还试过“做一休一”，非常幸福——而负责运动赛事标注的同事，上班时间就比较随机了，有像我一样的早班、也有“晚五早二”的极限夜班。

我每天上9小时班，除了吃饭喝水擦鼻涕，在剩余的工作时间里，N95口罩像是焊死在脸上，戴高了硌眼袋，戴低了刮下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防疫措施：

每天早上，吃完酒店免费的中西结合早餐，我都要去酒店一楼的检测室做核酸检测。好歹是咽拭子，我只消张开刚吃完早餐的“饭盆大口”，等温柔的医生哥哥姐姐擦一擦舌根就好——起初咽喉对这一行径还略有不满，现在它已“熟视无睹”了，我唯一的担心是牙缝里会不会有菜叶。

例行发布会除了通报赛事和天气，还要通报疫情：几日几点到几日凌晨，闭环内核酸检测几份，海关入境几人，闭环管理几人，其中确诊几例，云云。每天都要听一遍的我，现在几乎能对这段话倒背如流，不等发言人通报完，我已经打完字，只消填数字即可了。

大部分时候，每次一听到有谁拿冠军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庆祝和恭喜，而是又有发布会和采访、我又要打字打到键盘起火了。

我一直在关注谷爱凌，得知她拿了冠军很高兴，十分敬佩她，不过我更想问问她为何如此痴迷韭菜盒子，明明茄盒才是人间美味。

羽生结弦的发布会，就是我负责标注的——运动员的发布会标注，意味着这场发布会上大家说的话、提的问题和回答，我都要跟着直播视频整理记录，必须高度集中精神和提高手速，而羽生结弦是日本人，所以我还得集中精力听日英同传。

羽生结弦召开发布会的那一天，纵使他就在我的“脚下（负一楼）”，众多同事早已挤往发布会厅一睹真容，我也只能坐在电脑前打字，并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你不是他的粉丝。虽然不是他的粉丝，但羽生结弦有一句话，让坐在电脑前的我为之动容：

“在我心里，我已经完成了属于羽生结弦的、完美的四周跳。9岁的我，和现在的我共同起舞，我为自己骄傲，并希望一直这样活下去。”

把冰墩墩放进购物车：

想了想，又放回货架

我记得很清楚：2月4日，是迄今为止，我唯一去冬奥会纪念品商店的日子。

本来完全没有去的想法，因为平时工作没有时间，但那天因为主管排班“不力”，我一个早上都坐在休息室摸鱼。

这时同事告诉我，今天有冬奥会限量徽章出售，可以前往主媒体中心二楼的纪念品商店购买——我觉得去去也无妨，便硬着头皮又冲上了手扶电梯，在心脏停跳之前赶到纪念品商店。

商店门口是一条蛇形走道，早上9点就排得满满当当，我还在心里嘀咕：怎么这么多人？不过横竖都是消磨时间，我也就认命地排起了队。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位香港记者，我俩都是粤语使用者，畅聊大约1小时出头，我们进店了。

当时，冰墩墩尚未被热情的日本记者“义墩墩”带火，货源充足，抱枕、手办、各种钥匙扣，一应俱全，任君挑选。但我看到冰墩墩不为所动，仅选购了限量的开闭幕式徽章、一些写着“Beijing2022”的纪念徽章，给家里人挑了丝巾领带，只是在排队结账时，又勉强拿上两个冰墩墩钥匙扣。

现在情况大有不同——这家位于主媒体中心二层中间靠北、10点才开门营业的纪念品商店，在早上7点20分，队伍就已经排到二层最南端，少说也有几十到一百米。大家都自觉带上了小板凳，有同事曾经在排队时接到后面递过来的一张报纸，对方颇有经验地告诉他：“不是给你看的，是给你坐的。”

至于“一墩难求”的冰墩墩，商店什么时候进货、进什么货，都说不准，全靠运气。有些朋友也许是工作不够忙，干脆在店里坐着不出来，等着上货，让后面的朋友急得焦头烂额：店里限20人，你不出来，我怎么进去？

在工作群里，大家已把ID改成“收购冰墩墩xx钥匙扣”“收冰墩墩手办”“求代购xx徽章”——最近纪念品商店还出台了限购政策，大家需要凭注册卡购买纪念品，手办、抱枕一人限购一个，于是还有了“收‘不买冰墩墩的注册卡’”这一ID。

我妈最近也特意找我，说：“女儿呀，要是能买得到的话，给你妈也整个冰墩墩呗！”

听完这番话，我瞬间“暴起”：“上次我进店时，不是问你要不要（冰墩墩）手办吗？我都放进购物车了，你说：‘不要，要那玩意干吗，不如买个冰箱贴。’所以我就把冰墩墩放回去了。这会你咋又要了？！”

我妈听罢沉吟良久，回了一句：“哦，原来你说的‘手办’就是冰墩墩呀，我不知道啊。那算了吧。”

尾声：

从2008到2022

每天的例行发布会上，总会有人提问：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什么不同？

两者最显著的不同，无疑是科技的进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能看出“人海战术”；而现在，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冰五环，到主媒体中心的8k杜比音效大屏，再到国家速滑馆让人津津乐道的“猎豹”系统，“Beijing2022”，无处不充满着高科技的气息。

不过，我个人感触最深的，其实是空气质量的变化——从小学到现在，我亲眼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改变：2008年暑假，我独自前往北京，与妈妈的同事一家游玩，他们带我远远地观看了鸟巢，还拍了一张土土的“手托鸟巢照”。

当时的我年纪太小，每天只顾着想家，对那段旅行的记忆只剩下灰蒙蒙的天，和我不知何时就发作的鼻炎。

2013年暑假，我从北京转机去美国：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降落，我只看到一片灰，第二天早上赶早班机，坐摆渡车去机场，仍只看到一片灰；但从2018年开始，我来北京读大学的四年，每一年看到的蓝天，都比前一年更蓝，下的雪也更白净，鼻炎只在春天飘杨絮时偶尔发作。

顺带一提，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由工业园区改造而成，它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直接结合再利用的比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建设可谓是惠民工程，不论是设计创意还是环保理念都可圈可点，让我印象深刻。

在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变化、参与了北京冬奥会之后，随着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播出，我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

如何度过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现在还没什么具体计划。不过同事“野心满满”，说要从主媒体中心的杂货店扛一箱啤酒回去，让我们去他的小复式庆祝，所以我特意留了两袋“出前一丁”（我一生所爱的泡面）打算到时享受。

不过现实情况是，我们还得收拾行李。每天上班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心思倒腾房间，接下来还得转移到隔离酒店，估计是个大工程——光是想想那个“坦克”般大小的制服袋子，就够我头疼的了！

不论如何，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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