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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堵点当然是收入:收入的堵点又是什么?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觉到岁月如梭?

我们的经济怎么样了?强弱参半,供应强,需求弱;GDP增速实现5.5%,很不错,其它所有数:销售指数、工业指数、外贸出口、企业利润,集体向下,青年失业率三创新高,高达21.4%。而人们还质疑数据不真实,实际水平是56%,就是这个被质疑的数据,统计也表示八月份不再公布了。

这与年初各路专家及统计的预测,出现了一定的反差。


(相关资料图)

疫情之后,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看好中国经济:景区人流滚滚;M2两位数增长;对民营经济又大张旗鼓地做了一个升级版的肯定,从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变成了“发展壮大”,甚至给出了一个“长期性”边际,民营经济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特别是房地产,几乎所有的限制全打破了,降首付、降息、金融十六也做了一个升级版,顽强地支持流动性,更惊悚的是海南楼盘五折促销一反常态地得到了肯定。

如此地拼经济,结果却不尽人意,那经济就真的是有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需求不足。

为什么需求不足?

因为消费刺激不起来。

为什么消费刺激不起来?

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缺少对就业与收入的预期?

为什么中低收入群体缺少对就业与收入的预期?

因为这届民企不行。

民企支撑了85%的就业,国企支撑了7%的就业,民企不行,还想怎么行?

经济上是冰火两熏天。国企形势一片大好,在过去的十年里,资产一直在以年均15%的速度在扩张,目前是民企资产的两倍,但是,国企只承担了不到民企一半的税收,无论从税收,还是从就业的角度看,国企的强大都传导不到民生;而对民生影响巨大的民企,2022年利润下滑7%,2023年继续下滑22%,大批的企业倒闭,更多的企业已经成为僵尸企业,它们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相当的周期里,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即第一次分配收入。

所以,从市场的角度说,提高收入不可期。凡是高调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的专家,都是纸上谈兵的伪专家。

提高收入的堵点是民企?

对这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先问民企为什么出现了衰退?

这当然有国际大环境的问题,也有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遭遇到的周期性问题,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营商环境。

当我们谈《劳动法》中性原则时,人们在质问,为什么外资企业可以遵守,为什么很多民企不能遵守,这种愤怒的问诘完全理解,既然办企业,当然要遵守《劳动法》,但是,经济的问题有它自身的规律,仅仅有正义感还是不够的,要问更多的为什么?

两个方向的解读。

第一个方向是民营的市场地位。

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在非中性的挤占,也就是说,政策提供的支持是以所有制为锚定,不是以效率为锚定,从而出现了资源错配;低效的企业拿到了多的资源,最低的贷款利息、唯一的市场准入、各种各样的政策红利、优惠的税收与补贴;占据了市场资金资源的80%,却表现为低效,这就是所谓的“非市场化行为”,是哈耶克说的计划性的浪费。既然市场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资源当然无法流向高效的民企与民生。

这是经济结构的堵点。

第二个解读方向是分配。

人们一谈分配就推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现实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分配关系中的全部逻辑。分配是三方的分配,不是资本能说了算,在中国尤其不能。

三方包括:财政、企业、劳动者;

也可以说是权力分配、资本分配、劳动分配。

谁是大头?

回答这个问题看看企业利润表、负债表与税收就清楚了。民企2022年实现利润26600亿元,4700万家企业平均年收入不到6万元人民币,资产收益率不到2%,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老百姓直觉万恶的资本家们赚的钱都去哪了?银行2022年坐吃利息,利润竟然可与4700万企业比肩,为23000亿元,银行的净利润近些年一直在以两位数在增长,疫情期间尤其增的快;税收也有类似的情况,2023年民企的利润在下降,税收却增加了33%;2022年民企税收近10万元,是民企收益的三倍以上。

在一个经济高增长的周期,企业还可以承受高税率,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就意味着体制成本相对高;。从而构成了三方分配中,财政对企业的挤占。

第二次分配水平

财政在分配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提高居民的第二次分配水平,主要是提供高水平以至全免费的医疗、教育、养老与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第二次分配是全民共享的分配,是所有经济体平抑两极分化的主要途径,离开了第二次分配,孤立地谈两极分化,并不完整。北欧基尼系数很高,在0.5左右,但是社会保障机制水平也很高,基尼系数降至0.3左右。相反,中国的保障机制这一块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基尼系数高达0.47,超出了0.4的安全线,这两年干脆不公布了。

所以,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是要把企业从高税率中解放出来,创造良好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财政要将收入的70%以上用于民生,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水平。

企业有了利润,有利于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水平,财政将收入用于民生,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位线靠近,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收入;消除了收入上的这个两个堵点,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才能传导到民生。

这就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终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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