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消费意愿到底被什么剥夺了？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相关资料图)

今天《第一财经》杂志刊发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笔者认真通读了全文，启发很大，收获很多，我折服殷剑峰先生敏锐的思维、独到观察与分析能力，还有掌握了大量可以胜于雄辩的真实可靠的数据。

应该说殷剑峰先生的文章，对中国人不敢消费的深层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剖析，非常到位，指出了当下中国广大普通民众不敢消费的根本症结，基本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现实。

殷剑峰先生对中国人不消费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一是从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两大因素即消费倾向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两方面看，中国是国民收入占比低、消费倾向也低的国家，比如在2001到2020的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显然，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收入高，收入稳定，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在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消费倾向是无法被激发出来的，这种低消费倾向、低国民收入占比的中国民众，消费潜能是无法被激活的。

二是在当下国民收入三种分配比例中：第一，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第三，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

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导致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消费等似乎并不是居民消费率低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尤其是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过低，直接影响到消费率的提高。

三是提高居民收入的两种途径都不顺畅， 即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和经常转移收入等两个途径都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有关，因为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而又不给民众转移支付、更多是对地方政府或部门的转移支付，民众收入来源狭窄；且当前居民财产主要为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在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这两项均是低收益的资产。显然，财产收入之外，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加直接和迫切的途径是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而当前财政职能的异化是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根本症结。

显然，从殷剑峰先生分析中可一目了然，中国居民还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政府、企业与民众在拥有社会收入分配中，民众是弱势群体，政府与企业是强势群体，财富基本被前二者占据了绝大部分。

而且，中国居民几乎没有什么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收入，中国的财政转移支持大都给了下面的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有就是中国民众也几乎没有过多的财产性收入，中国民众的财产大都是不动产，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是房产，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和变现性，加上现在房地产形势不好，房价下跌，不少民众的房产在贬值，难以获得足够的财产性收入。同时，民众财富还有10%至20%集中在银行存款上，银行存款利率在下滑，加上物价上涨，民众财富其实一直在缩小。

在这样一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中国人哪有更多的钱财用来消费？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支出不断上涨，还有年轻人有车贷房贷的压力山大，还有谁敢去没有后顾之忧的大胆消费？

因此，要改变当前中国民众不消费行为，或者说消费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上，需要加快当前财政体制的根本调整和改革，增加财政对民众的直接转移支付，让广大民众在国民收入占比中的比例有所提高或有较大的提高，这样才能直接增加民众的收入；还有就是不能再鼓励民众去购房，使大量收入和存款转化为低效的不动产，让大量民众将闲钱配置到金融资产上，这样可增加民众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让民众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真正将民众消费潜能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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