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影响与应对

文/王镭，知名财经博主，头条文章作者，微博签约自媒体。

(资料图片)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人们最关注的不再是经济指标，而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转负，总和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消息。统计表明，2022年末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每年1月大家都会关注这个数据，因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开始了就不会改变，必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开启的是一个趋势

多年后回看，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是一个太过温和的“起始数”，它开启的只是一个趋势。

所有国家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新生人口都是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劳动力不再是一个家庭最直接的生产要素；二是工业化加速社会分工，专业化分工在提升劳动力效率的同时，增加了劳动者收入，也占用了劳动者大量的时间精力，少子化的核心家庭成为社会主流；三是城市化提高了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生活成本，子女养育和老人养老的成本大幅增长；四是在高度分工的社会结构下，生育行为造成的职业性别歧视、降低劳动参与、减少工资收入、引起职业中断等机会成本问题，减少了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中国人口负增长，最直接地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人口减少是从1987年开始的，这一年人口出生达到峰值2550万这个峰值后，就一路下降，下降趋势已经持续了35年。

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另一面是死亡人口未来会持续增加，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为2208万人，中国人均寿命2022年是78.3岁，考虑到未来几年中国人均寿命还会提高，则1950年出生的人口将在2030年之后陆续进入死亡人口，由此可以预期2030年以后，中国年均死亡人口将稳定在1500万甚至2000万级别。

2028年正好是1987年前出生的女性退出育龄人口，而1987年往后的育龄女性是逐年减少的，因此，可以确定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负增长只是起点，之后每年的净减少人口还将持续提高到500万甚至更高量级。

城市化进程新阶段

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70%-85%之间。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整体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1.2%。随着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会被打断，但会有几个新的趋势性变化。

一是城市格局重塑，三线以下城市会收缩。东北三省近几年持续人口净流出，已经在预演这样的局面。最新的消息是黑龙江的伊春、齐齐哈尔等地正在推动部分街道“撤街设镇”。其中，伊春市乌翠区撤销四个街道办事处改设为镇，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则撤销富强街道，设立华安镇。“撤街设镇”的回调，很多吃财政饭的中小城市，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萎缩、城市收缩的局面，它们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开始。

二是城市规划面临新的考验，很多新区会兴不起来。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城市的规划都是扩张性的，很多城市采取政府搬迁，吸引资金进入新区建设，有些地方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还在持续。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减少，大部分城市规划应该考虑收缩，而非扩展，否则未来新区将是一个个“鬼城”。

三是并非所有城市都会收缩，一线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形成诸如日本东京、大阪这样的超大中心区，全国80%的人口集中在这两个都市圈。因为都市圈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也是稳定国家经济所必须，如果人口减少还维持广泛分布，自然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四是大都市圈的生活便利程度自不必说，人们的竞争压力、生活压力也大，同时，大型都市圈也是老龄化严重区域，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老龄化程度也是全国最高的。因此，大都市圈容易造就“低欲望社会”，而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才是最伤脑筋的。

消费趋势及提振

伴随人口数量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剧，老龄化社会消费特征会影响到社会消费，并由此影响经济走势。

随着“延迟退休”写入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并且在202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再次被提及，“延迟退休”在2023年很可能从规划变为方案落地；这是解决养老金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而提前耗尽需要提前谋划的重要布局。

另外一个重要消息是2022年居民部门储蓄余额和增加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直接表明老百姓有钱，但不敢消费的现实。当然其中有疫情影响因素，但是随着疫情管控撤销，2023年元旦、春节的消费虽然比2020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却远没有达到2019年的水平。

疫情三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预期，企业困难导致青年人失业率升高。2022年11月在全国多地疫情频发多发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12月发布的就业数据显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7.1%，而在7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高达19.9%。在一个家庭中，青年人失业对于40-59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层来说，对生活的稳定预期是偏悲观的，而他们恰恰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

延迟退休又促使这些人不得不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前谋划，因此，大家不敢消费，储蓄率上升成为必然。这也必将影响社会整体的消费行为。

同样，房地产行业受到消费预期减弱、人口总量下降趋势的长周期影响。目前40岁以下的独生子一代，未来可以继承有多套住房，他们的下一代将更不缺房产。按照前述城市发展分层逻辑，房价能够支撑的区域只能是中心城市的中心地段。未来房价普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日本低欲望社会形成主要原因是，作为社会主力的中青年并非最有钱的，日本人养老的核心支柱是企业年金，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导致社会主力的中青年工资薪金大多被企业年金所归集，并在员工退休时作为养老金一并支付，所以日本老人在退休时都能拿到一笔“巨款”，在日本商场提着大包小包购物袋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与日本有较大区别，一般个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薪酬最高的年龄段都在40-59岁之间，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面对老龄化社会，消费萎缩的趋势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短中期的消费提振依然有很大空间，关键就是要解决中年人的养老焦虑，破除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养老的负担和预期。

人口红利和人才结构

在西方劳动经济学“人口红利”的概念裹挟之下，资本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放大了。物化了人口的劳动价值还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通过房地产把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提高，榨取了长期的劳动剩余价值。

提前还贷潮，这是对这一过程的觉醒和反抗。人口被资本榨取了红利，而非给人带来红利，必然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明确态度，不敢消费只是其中的一种直接反应。

在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下，把“红利”回馈给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推动社会一次、二次分配的合理化，增加居民的有效资产，才是真正建立社会信心的关键。

同时，人口结构问题也在就业紧张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一方面，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们觉得太少了；另一方面，要安置2023年1158万高校毕业生，大家又觉得困难重重。这一多一少之间，反映的是结构问题。

发展职业教育是改变人口结构的关键路径，一方面，能够解决人才后端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实体经济，保住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确保制造业立国，避免被资本无限裹挟，金融脱实入虚，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优秀的产业工人、大国工匠。只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改变人才结构，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人才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发展高科技和新兴产业，在人力、资金、物质投入都很难促使社会生产率有较大提升的情况下，只有高科技投入才是重新激活社会生产效率的关键，解决卡脖子问题，如果还能在创新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即便不能掌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权，也要紧紧跟随，从而激发社会生产效率有一个新提升，人才红利可以大为缓解人口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

小结：希望在前

总体上来说，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涉及人口的问题和政策都是缓慢的过程。目前世界各国激励多生，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一旦形成，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的实践都不成功。

唯一有效的就是通过社会经济政策调整，去不断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好在这一趋势是缓慢的，政策落地还有足够空间去解决三大问题，保住“三驾马车”：一是发展民生，持续降低社会医疗和养老负担预期，从而保住消费。二是保护实体经济，一方面，通过改变人才培养路径改变人才结构，适应实体经济发展，从而保住就业；另一方面，能够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制造业立国，以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保住外贸。三是发展科技产业，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同时，为实体经济注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从而产生高利润企业，让资本有好的去处，不要脱失向虚，从而保住投资。

人口负增长，中国“未富先老”，虽然大家都深感压力，但这一指标也同样反映出中国工业化在社会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第一个门槛的标志。该来的已来，需要做的就是适应而已。

注：文章表述论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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