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拼经济，更不能把民企当工具人

到今天，民营经济需要的不是重要性，而是一种合法性，并且在实践中获得确认的合法性。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余绍清

正月初七（1月28日），全国共有20多个省级行政区召开了各有侧重的工作动员会议，目标都指向了拼经济。会上，为了激发民营企业的信心，号召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各地一把手纷纷放低姿态，做出各种保证。

(资料图)

比如，广东省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向企业家声称自己是企业服务员，并现场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类似的，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也表态：在苏州，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企业家日”。

流传更广的则是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县委书记孙迁国做出的郑重表态:谁跟企业过不去，县委、县政府就和谁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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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开年以来，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强调频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尽管从1978年之后，官方话语体系里再没有出现过“资本家”这一带有浓厚阶级色彩的表述；所以，中央政府对民营经济一贯是支持的，可以在官方表述中获得直接佐证。

但在公众舆论层面，对民营经济、民营资本的评价，却始终处在一种争议、震荡状态。

2018年9月，一篇《吴小平：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 应逐渐离场》被热传， “私营经济离场论”引发舆论恐慌，最终由高层出面组织企业家座谈，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之说才驱散上述谣言。

2021年8月，知名评论人李光满发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一文，将蚂蚁IPO暂缓、滴滴APP下架描述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开始，认为民营资本将被“荡涤”。由于一些官方网媒转载了此文，赋予了文章定调意义，对市场信心冲击巨大。

图/网络

所以，一定程度上，公众舆论场敌视民营经济的极端声音，一方面直接冲击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在消解舆论场上官方对民营经济一以贯之的支持态度。

换言之，政府希望喂给民营经济的“定心丸”，但民营经济却吃不到，因为总有一股极端声音冲进舆论场，或直接抢走“定心丸”，或令市场大为反胃。

贯穿整个春节假期的任泽平与司马南的争论，可以据此理解为“定心丸之争”。颇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司马南自己，也“坚定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图/微博用户@司马南

依笔者看来，司马南之言某种程度上是发自肺腑。因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舆论场，有相当比例都是民营企业，恰恰是这个舆论场为他这样的意见领袖提供了丰厚的收益。

司马南有超过5000万粉丝，他对联想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穷追猛打，也历数过阿里巴巴的许多“罪状”，这使得他强调自己支持民营企业的表态显得十分滑稽。

司马南对联想、阿里巴巴的“攻讦”，至今没有任何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他也对此没什么诉求，这足以说明司马南另有目的，那就是手握5000万粉丝雄兵，把攻击大企业当作一种生意，当作个人牟利的手段。

司马南当然不希望民营经济真的退场，真退场了他骂谁，流量和生意又从哪里来？

当然，这一商业模式也非常符合雷军说的“羊毛出在猪身上”，司马南既不是从企业，也不是从粉丝，而是从平台获得流量分成。

司马南是典型代表，该商业模式下的成功人士不在少数，他们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寄生性”，即寄生在流量市场之上，政府给民企发“定心丸”，他们就依靠干扰“定心丸”为生。任泽平之所以呼吁封杀司马南，原因就在此，通过“杀鸡儆猴”，端掉上述商业模式，消灭抢夺“定心丸”的舆论流寇。

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也是自相矛盾的。封了司马南，自有后来人。

相比而言，胡锡进的说法更为自洽，网络大V带节奏导致民营经济信心下滑不该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客观上，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反市场、反民营经济的思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当短视频平台意见领袖储殷教授提醒“中国市场经济是作为计划经济补充逐渐发展而来”、“民营经济重要是工具意义上的，不是合法性上”，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储殷教授“正话反说”的解读可谓一针见血，民营经济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但到底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需要得到及时、完整、制度性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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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初，各地纷纷开大会、立誓言，要全力拼经济，各级政府一把手争先恐后向企业家们暗送秋波。

但这种做法却未必能获得最佳结果，类似一个女神过去对追求她的小伙子不理不睬，突然变得非常热情，反而会增加追求者内心的恐惧。

更进一步，某些领导表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其实更值得深思。

图/网络

因为这表明整个节奏完全是领导说了算，领导可以控制一切，既可以对你笑逐颜开，也可以对你冷若冰霜。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来看，这不是个好现象。

因为即便是地方一把手，也需要在法律框架下行事，如果领导可以随意越界，无论是谋公还是谋私，损害的都是企业家的信心。

近年来，从官方到学界，在论证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时候，都习惯把“五六七八九”拿出来说。但该逻辑呈现的恰恰是储殷教授指出的“工具性价值”，因为民营经济干得好，所以就承认你的重要性。但到今天，民营经济需要的不是重要性，而是一种合法性，并且在实践中获得确认的合法性。

具体如何去赋予民营经济合法性，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模糊“国企-民企”两分法。

已故改革老人高尚全曾提出“所有制中性”，即不论什么所有制，都应该被国家一视同仁；2019年央行行长易纲也提出“竞争中性”原则，即取消对国企的特殊对待，推动金融业在内的诸多行业对外开放。

当然，这些建议更多的是探索性质，未必完善，由此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也不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退潮、老龄化加速、疫情冲击等大量挑战之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培育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

为此，中国社会不仅要为民营经济正名，还要建构起民营经济的合法性，而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远远谈不上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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