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热推荐：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及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一、数字劳动过程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体系

数字经济下，无论是在固定网络或移动网络和设备上使用的互联网，都比前几代通信技术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功能来支持全球经济中更广泛的交易，新的市场关系、国际分工与协作体系出现。

(资料图片)

数字变革中传统和新兴企业通过平台化转型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重组，尽管产业链的全球化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但数字信息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广度影响了这一进程。数字信息技术降低了商品和服务在生产与分配中的交易成本，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国际市场的发展，新的数字劳动过程国际分工与协作体系逐渐形成。

（1）国际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扁平化网络化特征

数字劳动过程的国际分工受到劳动对象从实物领域拓展至数字领域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数字劳动过程中，不仅没有物质实体形式的数据、图像、信息等成为常见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培训等数字服务也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的运输方式也从过去的海运、陆运、空运等传统实体运输拓展到数字互联网、局域网等虚拟空间中的比特流传输。

数字劳动过程的国际协作体系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的特征。通过在不同劳动参与者之间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工与协作模式，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平稳有效运行。在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过多次分工协作模式的改变和调整。

而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过去国际协作体系范式，并逐渐构建起一套基于数字信息网络的更加高效便捷的国际协作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中，不同劳动参与主体之间的国际协呈现出网络化、扁平化的特点。

（2）数字技术决定数字劳动过程国际分工新格局

在数字劳动过程的国际分工格局形成过程中，数字技术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业经济时期，制造机器设备所需的工业技术是影响国际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而这一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仍然适用，那些较早进行数字技术变革、具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国家，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

数字信息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在个别国家和地区较早得到大规模应用，为发展中国家制造赶超发达国家机遇的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把握机遇，积极发展和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在新的数字技术赛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同步发展，甚至在一些特定领域还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那些没能把握住数字技术契机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并在国际分工格局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二、数字劳动过程中全球分配的不平等

（1）个人收入分配的皮凯蒂效应

疫情通过非自然演进的方式加速了全球各部门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也为全球人口就业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全球分配来看，极少数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社会收入和财富，一些数字企业的创始人，例如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凭借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垄断获得了大量的个人收入和财富。

在福布斯2022年全球前十的富豪榜单中，仅有三位富豪的收入来源于传统企业，剩下七名富豪的收入来源都与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密切相关。在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中，极少数的人却占有了大量社会收入和财富，全球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皮凯蒂效应”。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著作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了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在这本书中，皮凯蒂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个人收入分配规律进行统计研究，指出私人资本的回报率长期倾向于超过收入和产出增长率，这将导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

由此皮凯蒂质疑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科学性，即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地消除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皮凯蒂指出由劳动收入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温和的，而由资本收入带来的不平等则更加极端。

从数字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运用于劳动过程之中，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就像皮凯蒂所指明的那样，经济增长并不能像库兹涅兹曲线所展示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带来个人贫富差距的缩小。

相反，由于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使得社会总体生产资料作用不断强化而个体劳动者活劳动作用不断弱化，这就使得依靠劳动收入的低收入个人面临更加不利的劳动收入来源，而依靠资本收入的高收入个人则具有更加有利的资本收入来源。

拥有数字资本和技术的高收入个人在分配环节中，可以凭借关键数字要素生产条件获得较高的分配比例。在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控制手段不断降低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与传统劳动相比，数字劳动具有的灵活特点使其更偏向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计件工资不仅加强了劳动者工作强度，而且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数字资本还通过“去劳动技能化”降低了劳动门槛，各种智能语音助手、APP流程使得原来需要一定技能的劳动变成低进入门槛的劳动，从而增加了相关劳动的可替代性，产生了大量潜在的劳动者，“逐底竞赛”使数字劳动的收入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同时数字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去劳动关系化”，使得劳动者自己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成本，这进一步加大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收入。随着数字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由皮凯蒂所讲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差距导致的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

（2）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马克思就曾探讨过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在《资本论》第四卷中，他指出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商品就从国内价值转化发展为国际价值，此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表面公平的国际贸易和交换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各个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参与主体具有不同的中等劳动强度，“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事实上，这一过程伴随着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发达国家凭借先天技术优势、后天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数字生产价值链的底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们承担了主要的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但这些价值却被掌控数字资源技术的发达国家平台企业所剥削和转移。

在全球化的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相分离的趋势愈加明显。发达国家的数字企业越来越多地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而承担了繁重的劳动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产业链底层，科技成为了掠夺劳动的工具。尤其是考虑到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即使是处于产业链底层的发展中国家体力劳动者也面临大批失业的风险。

例如为苹果等几家大型电子公司生产商品的富士康曾经吸收了包括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富士康的一部分生产流水线就采用了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2021年富士康已经利用机器人技术，将昆山工厂的员工人数从11万减少到5万，而且还在继续投入研发新型的智能机器人。

这种过早的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可能被迫与机器竞争接受更加劳累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会更多提供人所特有的服务性劳动，出卖自己的情感劳动、甚至是人格和尊严，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数字劳动过程中全球分配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发达国家凭借数字垄断租金的方式转移其他经济体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数字平台企业，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具有其他国家企业不具备的垄断性交易条件，能够加快数字资本的周转速度，在假定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就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更高的总利润率。

全球化的数字平台企业凭借更高效的算法匹配技术、更多用户数量的双边效应能够无形中增强市场信誉，提升消费者交易时的信任度，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和甄别成本。起源于发达国家的跨国数字平台企业不仅使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逐渐纳入全球市场体系当中，而且还凭借其具有的垄断性交易条件向其他国家中的组织和个人收取大量租金，这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劳动过程中全球分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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