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观焦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一、劳动力的数字化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主观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数字化，即劳动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或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过程不同，数字经济时代对人的体力劳动需求变少，而具有数字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面对不断迭代、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传统技能劳动者需要在原有技能水平之上不断进行培训，学习新的数字技能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已具备一定数字技能水平的人群也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替新的数字知识和技能。

劳动力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主观生产条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数字经济催生出许多新的职业和就业岗位，而这些岗位都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基础的数字技能。此外，劳动力数字化人才的建设目前还远没有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数字化人才的供给存在很大缺口，这制约了现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力数字化也伴随着劳动者就业结构和就业风险的改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蓬勃发展，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投资品价格下降，这增加了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动机。

一部分重复性、低专业技能的传统岗位正在逐渐减少。数字技术在众多领域的应用在增强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相应工作岗位所需劳动者数量变少。这种情况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建筑行业、服装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工业智能机器人、柔性化的数字生产线所替代。

而在流通领域中，无人送货车、无人餐厅、智能售卖柜、智能快递柜的运用也使得流通领域中的人力耗费减少。被替代的这部分人群大多为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在因为外部技术冲击而失去传统的就业岗位后，一部分人员流向外卖配送、网约车司机等平台零工劳动大军之中。

尽管灵活自由的平台零工经济岗位为其提供了一定收入，但这种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劳动者与平台往往在法律上很难形成劳动关系，从而缺少相关社会保险保障。一边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对普通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量减少，传统岗位的普通劳动者面临失业的风险；

另一边则是低技能的劳动者大量涌入新兴的“去技能化”、“去劳动关系化”的平台零工经济岗位之中。现有大量低技术含量的数字劳动者涌入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当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如外卖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大规模应用时，将再次造成主观生产条件人力资本的迅速折旧，从而进一步加剧数字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风险。

二、劳动力的分化与数字鸿沟

数字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数字鸿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个人的主体性特征也成为劳动力发生分化和出现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例如，从年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是在最近十几年开始的，年轻人成长于互联网等数字环境之中，在数字技能和数字设备适应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而老年人接受和学习新的数字知识与技术能力较差，一些基础的数字设备应用对于部分老年人口来说也有可能存在较大障碍，而老年人群体在数字技术上的弱势地位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由“数字鸿沟”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分化。伴随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数字劳动力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分化，相应的劳动收入和劳动保障水平也出现明显差异。因为数字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技能水平和行业上的不同，比如数字技术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技能普通劳动者的替代性很强，但是对于以脑力劳动为主、高技能的专业劳动者的替代性较弱，所以劳动力之间也就趋向低端与高端的两极分化。

此外，劳动力的分化还表现出低端劳动力“边缘化”和高端劳动力“核心化”的特点，具有领先水平数字知识和数字开发技术的劳动者，如科学家、数字研发工程师和高级设计师等在数字产品的开发与运营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处于圈层的核心地位。

而只掌握基础数字信息工具使用的普通劳动者、在数字化生产线下承担辅助作用的一般体力劳动者则具有较高的替代性，处于圈层的相对边缘位置，这一部分人群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

三、剩余价值M的分配

（一）数字产业资本利润

对于数字产业资本的利润分析，我们先考虑产业资本独自完成资本循环所有阶段的情况。此时，数字产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是直接占有的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字化当中生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直接为数字产业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在实际而非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其劳动过程被资本运用各种新的数字技术手段所控制。

在数字产业资本家看来，剩余价值只是所有预付资本带来的增加额，这样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就被掩盖起来了，单个数字产业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也就转变为了数字产业资本的利润。

（二）数字商业资本利润

数字商业利润是从数字产业资本剩余价值那里转移而来的，也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当中生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数字商业资本通过纯粹流通领域中的数字劳动获得商业利润，但值得注意的是，纯粹流通领域中耗费的劳动并不是生产劳动，因而就像传统商业工人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数字商业平台中的技术人员和个人用户的数字劳动也不能直接创造剩余价值。

但是这种非生产劳动又是必要的，它促成了商品的价值实现，帮助商业资本获得了商业利润，只是这种利润并非来自纯粹流通领域，而是来自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的转移，是产业部门剩余价值分配的一部分，这体现了数字商业资本对流通领域的数字劳动和产业劳动者的双重剥削。

数字商业资本在商品价值实现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参与了资本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并据此转移了产业资本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我们发现亚马逊、阿里巴巴等数字商业资本获得了远超平均水平的高额利润，这一方面是由于消费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数字经济下，价值实现的流通环节相比生产环节有着更强的网络效应和双边市场效应。

（三）数字借贷资本利息

利息是数字借贷资本家凭借货币资本的所有权从数字产业资本家及数字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数字产业利润和数字商业利润的一部分转移而来的。归根到底，数字借贷所获得的利息或剩余价值也是数字产业资本剩余价值转移的一部分。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借贷模式，也在传统借贷资本的基础上催生出一种新的数字借贷资本。

不同于过去以银行体系为基础的借贷资本运作模式，数字借贷运作依托于数字借贷平台来实现。而这些数字借贷平台企业往往是数字技术巨头企业向金融业跨界发展的结果，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京东旗下的“京东数科”，腾讯集团的“财付通”等。

数字借贷资本与传统借贷资本相比，具有数字技术上的优势，具体来看：一是在客户获取方面，数字技术巨头企业积累了大量活跃的个人用户及其相关数据，这为数字借贷资本获取有效客户奠定了基础，并且零散的、小额度的、临时的、贷款需求客户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被聚合起来，形成了被传统银行体系忽略的总量规模庞大的客户群体；

二是在贷款流程上，所有的环节都可以在线上提交完成，通过页面直观地引导客户进行自助操作，给客户带来了更便利的借贷体验；三是在贷款审批和决策上，运用先进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更高效、快捷、准确地做出承包决策，从而使大量的小额贷款审批分析得以规模化，降低了单位审批决策成本；

四是资金放款和还款都是通过线上转账实现，无现金的模式使得客户在几秒内就能够获取现金或还款，提高了借贷资本的运转效率。凭借数字技术和客户数据优势，数字借贷资本迅速发展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息收入，而且如果数字借贷资本不加管控，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

例如“蚂蚁金服”在上市前，通过发行ABS进行融资，用不到400亿元的资本金放贷额度却达到了40000亿元，其杠杆率超过百倍，而同期国内银行杠杆率仅为13倍左右，“蚂蚁金服”的借贷资金主要是通过高杠杆从银行体系获取的，并且其贷款利率远超银行贷款利率，这就使得“蚂蚁金服”在获得巨额利息的同时，却并没有承担相应风险，而是将风险传导给了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数字借贷资本凭借其数字技术和数据等优势在获得巨额利息收入，转移大量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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