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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计划生育:人口如何影响一代人?从房子、消费说起

2022年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121,到了11月,这个数字跌到了86,疫情放开后的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反弹到了95,然后又回落到今年4月份的87。

现在,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公布了,数据一直停留在今年的4月份。


(相关资料图)

消费好不好,我们从CPI和PPI指数也能够很好地看出来,目前国内的消费信心并不是很足,因此通胀很低或者说几乎没有通胀,而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偏低。

对此,人口学家易富贤说,计划生育是这两个问题的根源。

易富贤是谁?你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但你大概率听过他写的那本书《大国空巢》,他算是较早关注乃至反思计划生育的学者。

根据易富贤的说法,因为198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了今天的就业压力,原因是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够提供就业机会。

易富贤在2007年版的《大国空巢》一书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国内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长期则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易富贤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说计划生育是根源问题,则显得有些过分牵强。

人口在今天,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衡量一个市场大小的基本盘。

理论上,更多的年轻人口的确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产生更多的就业和服务。

居民消费通常是能够占到一个经济体GDP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中等收入国家整体也能够占到61%。

而我国则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仅仅只有37%。

在2017-2021年间,我国GDP占全球GDP的16.7%,但其居民消费只占全球的11.5%。

居民消费低,理论上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少,整个社会宏观层面的消费低,自然岗位总数也就少。

易富贤认为,居民消费占比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

儿童比例低则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0-14岁的儿童理解为完全的消费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他们并不产生任何收入,是纯粹的消费者,只能够消费。

因此,一个经济体中的儿童越多,那么纯消费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能够刺激消费和就业岗位的增长。

佐证易富贤这个观点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的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则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可能很多人对劳动力额外过剩没有什么概念,简单解释就是,今天很多上班族感受到的内卷、竞争上的激烈,本质上就是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上班族太多,尤其是15-60岁这个阶段的人口太多,而纯消费者群体(儿童)又不足,因此导致社会总需求降低,而劳动力人口又太多,于是内卷,劳动力额外过剩。

劳动力人口这部分庞大的群体,对应的是儿童人口这部分纯消费者群体,两者相差悬殊,自然就会造成竞争上的内卷,本质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源头。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有力的区分,当我们说中国人口太多的时候,说的不是儿童太多,而是上班族太多,劳动力太多。

因此,如果能够刺激生育,让更多的儿童消费,那么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很好地被儿童消费所产生的岗位消化掉,否则就会产生内卷。

我们劳动力人口太多,但消费者群体(儿童)现在又不足,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的确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就业困难和消费低迷。

你有没有收入和存款我们先放到一边,但如果你生了娃,有了更多的孩子,你当然会增加儿童相关的消费。

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富贤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绝对。

因为这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今天人们生育下降,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在今天这个生育成本异常高的时代,一个人的收入如果跟不上,生娃本身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因为你要考虑支出和收入平衡。

在国际上,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能够占到GDP的60-70%,我国在1983年也占到62%,但是独生子女减少了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叠加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进一步抑制了人们的生育需求。

举个例子,如果每个家庭都有3个孩子,那么就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但如果要求每个家庭都只能有一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也能够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换言之,过去计划生育抑制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还抑制了人们的收入意愿,因为收入涨的慢一些也没关系,生育成本高一些也没关系,毕竟就一个孩子,怎么样都能够养得好。

除此之外,“94税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94税改,一定程度上让地方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大,这虽然刺激了地方发展房地产的动力,但也间接上导致了家庭的资产占比7成都是房子,刺激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上扬,进一步拉低了消费层面的需求,因为钱都拿去买房了,而不是消费。

今天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十几年来的GDP高速增长,并没有大部分转化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失衡有加大的趋势。

一个人的收入有多少能够被拿出来消费,这通常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如果大家都把收入存在银行,而不是消费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齿轮就会陷入停滞。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是发达经济体的特点。

而我国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也进一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降到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

家庭规模缩小,和消费率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因为过去计划生育下导致的独生子女家庭太多,独生子女的父母会担心以后的养老问题,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

而独生子女年轻人呢?也因为背负几个老人,下有小,上有老,也不得不减少消费,把钱存着为老人养老,为孩子买房。

这是计划生育导致的消费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大家都存钱为以后做打算,那么眼下的消费低,必然导致就业上的困难。

过去传统的社会,一个家庭往往会生育多个孩子,为的是防老,而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只生育一个,那么就进一步抬高了居民的存钱欲望,防范以后的风险。

存钱,虽然也是国人的一个文化习惯,但一定程度上,家庭少子带来的风险加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子女不孝顺怎么办?子女没出息怎么办?对父母而言,在“只生一个好”的大前提条件下,不得不为自己多做打算,这就进一步压抑了消费需求。

这些共同导致了在2005-2020年期间,我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74%,而除我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的储蓄率,美国也只有18%的储蓄率。

如果不能依靠“多生”来解决风险问题,那么就只能依靠自己“存钱”来解决风险问题。

从数据也能够很好说明这一现象,目前央行里居民存款总额高达一百多万亿元,这几乎是我国一年的GDP总和,眼下CPI和PPI走势弱,就业和企业投资也偏弱,但即便是这样,这一百多万亿的总储蓄,依然不动,就是不拿出来消费,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继续疲软。

如何刺激居民把钱拿出来消费,提振经济呢?

这很难,尤其是在今天独生子女家庭偏多,哪怕是放开生育,也因为错过了“最佳时机”,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得空前绝后的低,提高居民收入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容易一些,但要想让人把银行里的存款拿出来使用,这反倒是要难得多。

我们的过剩劳动力太多,职场很卷,就业又难,加上纯消费群体(儿童)少,因此我们很难靠消费驱动经济,更多的是依靠出口和房地产以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

从2005年至2020年,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的投资率,过度投资有好有坏,例如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升是立竿见影的,同是还能增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等等。

但过度投资,也导致了地产泡沫危机,以及地方债务的风险等等。

我们都说要靠消费带动经济,要靠服务业拉动就业,但因为居民消费低,只有38%,这就使得我国的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而独生子女又不得不望子成龙,这就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

高校毕业生能去哪里?当然主力不是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但因为我们的居民消费率低,导致第三产业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毕业生,这就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

今天我们担心这个,也担心那个,担心A股被套牢、担心外贸滑坡、担心消费和就业人数不足,但本质上,这些都和人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说人太多了,说的是劳动力人口太多,而不是消费人口太多,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其实儿童占比很少,眼下我国的生育率进一步下滑,真正值得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经济下滑生育成本加剧之下,进一步下跌的生育率。

不管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一旦陷入不可扭转的趋势,经济尤其是消费,势必好不到哪里去。

消费不好,就业就不好,就业一不好,人们的收入就会受损,连带着影响消费,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可能陷入螺旋式衰退的陷阱。

因此,我们眼下急需一个较大刺激力度的措施,来帮助整个宏观经济扭转局面,刺激生育也好、货币措施也罢,从收入乃至消费的切入点着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是有效的。

眼下来看,经济结构乃至人口结构可能已经经不起拖下去了。

经济刺激会是立竿见影的,但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的健康状况,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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