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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分配问题

老百姓谈分配很简单,直接剑指两极分化,把老板的利润分了就齐活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我自己都想逮个富人平均一下。

最不能理解的还是专家谈分配,网上差不多所有网红专家都提出过财政发钱。这是在谈宏观经济学?出发点很人民,只是政策不太会接受。美国可以,中国有点为难,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消费型的经济体;能带起中国经济的消费也只能是大消费,这就是房地产,而房地产一半的销量是靠富人的投资型消费,经济不好,拼命刺激房地产刚需消费,只能是本末倒置。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别指望财政发消费券

分配的确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别指望财政发消费券。

任泽平一直鼓励生育,提出过一个给二胎发放二万亿元的方案,一年二千亿,连续发十年.这个数字对中国来说实属小菜一碟;结果还是被平台禁言了两周;北大国发院的姚洋更上一层楼,提出全国一个人发二千元,以特别国债的形式发消费券,债务由各地方背,通过经济增长逐步消化;很精致的方案,但是,要靠两千元的个人消费解决需求不足,这账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谈得最好的还是清华的李稻葵,他的概念是经济学的,发十万亿用于消费,可以叠加出三倍的流动性,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以税收的形式,又回到了财政的口袋,这算的是生意人的账。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干的事。

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群体高达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发多少才能刺激起消费?美利坚是消费型经济,发钱是很直接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疫情期间发放了3万亿美金,接近一人一万美金,同比例中国要发14万亿美金,接近100万亿人民币,这个量级太大了,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的韭菜,中国去收割谁?中国现在是一个家家负债的大国,居民总负债超200万亿,人均1·4.7万,发的钱还不够修复负债表。

中国经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生产过剩。过去中国受益于WTO,产能通过外贸这只后备箱释放出去了;俄乌冲突后,给中国提了个醒,地区冲突很可能引起西方强国的制裁,于是,提出了双循环的的应对措施,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随时可以从市场独立出来的战时经济体,而且要能打一场持久战。

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假设,要建立一个可以封闭的自循环系统,只能是准计划经济;这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当下,在运行机制上是冲突的,必然形成一个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国企为主导的垄断,通过“一业一企,一企一业”对主要市场进行一个控盘的格式化处理,于是,赋予了国企的非市场化地位,是体制性的强化。另一方面,投资的拉动传导不到支持了85%以上就业的民企,当然也传导不到老百姓,这就是结构性矛盾。

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民企的退潮。因为资源分配不平衡,行政权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

以贷款为例,市场的利率是5%,中小微企业还未必拿得到;国企却可以凌驾于市场,拿到1.8%,这就是非市场化行为,竞争不再平等,球赛也就结束了。当然,非中性原则,非市场化行为不仅仅体现于金融,而是所有方面。这个市场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民营企业丧失了信心,丧失的不仅仅是政策信心、法制信心、也是对战时经济框架下的市场竞争的信心,大资本不再投入,并出现了大量的“走资”,总量已经高达3万亿美元。

二元经济结构定义了民企的命运,在一个非市场化的环境中,民企实际上被格式化了,在自己的范围内一切正常,只是少了些发展的冲动,如笼子里的雉鸟,“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民营的衰退,大批企业在破产,所有企业都在裁员降薪,青年失业率三创新高,国家统计局干脆停止公布了,而老百姓失去了对就业与收入增长的预期,消费也趋于保守和低消费。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为需求不足。

难下的决心

当我们说,中国经济的问题说到底是分配问题时,不仅仅是指在资源的占有上出现了不平衡,也表现于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中,财政对两头的挤占突显了出来。

民企衰退的一个重要的成因是税收,2016年营改增后,民企的利润开始受到挤占,企业实际的纳税额被剥开了里子与面子的差异,实缴税大比例增加,名目也越来越多,在经济形势上升期,企业的感受还不那么强烈,疫情之后,几十年的老底子吃的干干净净。所以,现在你给什么政策,也意义不大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底气。

企业负债率过高,利润率一降再降,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又下滑了22.4%,这种局面下谈信心太奢侈了。

所以,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从分配上下决心,这是利益的选择,怎一个难字了得?但是,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在资源的分配上打破所有制界线,不管国际环境多么复杂,中国不可能长期进入一种战场经济状态,这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竞争;在收入分配上,财政当减少对两头挤占,其税收水平及对老百姓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体制,都应该向世界的中位数靠近。

这很难吗?

太难了,因为体制成本是最难降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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