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百事通！对话陆挺：本轮经济复苏还是要重视房地产和城市化

文/邵轩岚

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备受关注。疫后经济复苏乏力，低于市场预期。前5个月经济数据显示，需求不足的情况在加剧。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日前与财视传媒对话时表示，经济复苏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房地产有“明显的螺旋式下降趋势”，二是外部地缘环境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两个原因让陆挺特别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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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挺认为，本轮经济复苏的进程与2008年雷曼危机后与2015年股灾后有三个“显著差别”，这些差别也使得刺激拉动经济的难度要大很多。他认为下半年中央应该加大稳增长的力度，适度降息，增加中央政府支出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地方融资平台加强管理。政府还是要“紧紧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进一步松绑大城市的限价、限售和限购等各种限制措施，加大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力度，让城市发展顺应各地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趋势，“让政府的归政府，平台的归平台，企业的归企业。”

陆挺/图源：百度百科

作为一名冷静、客观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2008年在美林证券时成功预测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和高速经济增长。加入野村证券后，陆挺也因其深刻的分析和前瞻性分析而备受关注，他的观点经常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他早在2018年就预警了中资企业的高收益美元债风险。2021年8月他关于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沃尔克时刻”并面临暴跌的判断，在过去两年完全得到证实。

以下为对话实录：

财视传媒：陆老师，很高兴再次与您对话交流。今年3月您曾全面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近忧与远虑”，非常深刻。结合当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您是否有新的思考？

陆挺：相比3月份，我现在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更加担忧一些。两个原因，一个房地产4月份以后再度下行的势头很明显，下行压力较大，出现明显的螺旋式下降趋势。二是外部地缘环境，从3月份以来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风险还在上升，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小。

我认为本轮经济复苏力度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投资者信心下降，导致对产业和房地产投资以及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二是房地产拖累。去年年底虽然推出了16条措施，但由于房地产业本身问题重重，导致地方财政和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风险加大。

以房地产为例。2021年，全国卖地收入为8.7万亿元，住宅销售总量为16万亿平方米。2022年，房地产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有个别月份的销售出现了反弹，但从季度、年度来看，辉煌已成过去，很难再现。

截至今年5月份，房地产投资、新房销售、开工面积和在建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10.2％、-2.7％、-28.5％和-6.3％，均比4月份有所下降。同时，粗钢和水泥产量的同比增速也在5月份有所下降，分别为-7.3％和-0.4％。此外，5月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9％，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更是下降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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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都在预示着，房地产市场可能从原来十几万亿逐渐缩小，卖地收入也从可能的8.7万亿元下降至仅有4-5万亿元，这对中国的总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会更加担忧一些。

此外，地缘环境影响不仅仅是引进的设备、技术、人才，也涉及到科研、研发水平的上升，涉及到居民的投资和消费的信心，尤其是高净值人群企业家投资信心的问题，确实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期望政府在关键的领域方面，稳扎稳打，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争取最好的空间。

财视传媒：过去十余年中的经济周期中，大规模的经济复苏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2008年的雷曼危机之后，另外一次是在2015年的股灾之后。与前两次复苏相比，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本轮复苏的进程？

陆挺：本轮复苏的进程与前两次相比，有三个“显著差别”。

第一个显著差别是外部环境不同。前面两轮的复苏都是和全球经济的反弹绑定在一起的。尽管各经济体的复苏时间有先后，幅度也不同，但中国与全球的复苏大致是同步的，这次则不一样。就需求来看，2021年我国出口增速30%，去年7%，今年一季度0.5%，降速非常明显。外需疲软可能会抑制今年经济复苏力度。

美西方正在打压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意图迟滞中国复兴的进程，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有调整转向的迹象，这种风险很难通过短期的政策操作来解决。有一点我认为可以做，应该鼓励中国人走出去，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不能中断民间交流，要保持经济交流，这样能够缓解所谓的打压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显著差别是房地产。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前几轮的经济复苏中，房地产发动机和领头羊。在上一轮复苏阶段（2016年至2017年），货币化棚改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当时，流向房地产行业的新增贷款还曾在2016年下半年超过银行总体新增贷款的50%。但在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比例仅有6%。虽然房地产市场在疫情后的2、3和4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弹力度从4月中下旬开始迅速减弱。根据前100个开发商的数据，今年4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只有2019年同期的53%，而3月份的比例则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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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复苏的进程中，短期内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取代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位置，房地产若不能稳住，经济无法企稳，更谈不上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房地产还是很重要，但是要换一个思路。最优解决方案是从改进房地产政策和城市化战略入手，政府可以扩大热点城市的土地和新房供给，放宽限购、限价和限售等调控措施，同时还需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坚持“房住不炒”让房地产软着陆。

第三个显著差别是居民消费。与前两轮复苏不一样，本轮复苏是疫情后许多家庭的收入大幅减少，储蓄被大量消耗；教培和平台经济等领域也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导致了大量的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更加注重预防性储蓄，以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基于疫后服务消费的报复性反弹所形成的甜蜜期可能是短暂的，随着脉冲效应衰减，今年下半年经济复苏面临的阻力不小。

财视传媒：近期一些财力较弱的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有所显露。您怎么看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财政发力的影响？

陆挺：这个问题比较尖锐，也非常复杂。对中央政府来讲，处理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我个人的看法有两点：一是对地方隐性负债管理要更加严格。这个口子如果松了，会导致地方过度举债，造成巨大浪费，留下很多后遗症。二是可以增加透明度高的发债渠道，增加地方债和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对使用领域可以放宽一些标准。这样可以给地方更大的空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

应该让政策的归政府，平台的归平台，企业的归企业。不能轻易的对地方隐性负债进行完全置换，因为置换了这一次，就会有下一次，而且下一次需要的置换的规模必然会大很多。2014年我国进行过一次置换，但现在问题是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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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之所以在原有的财政和国企体系之外建立这一套地方融资平台系统，一个关键假设还是希望市场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近些年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的不断扩大，软预算约束已经重新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若不加管束，听任融资平台债务高速增长，可能会恶化我国资金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中长期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我认为在短期内，为防止需求出现螺旋式下降，确实有必要加大中央政府支出，但为了减少后遗症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的额外支出应该仅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地方政府基本运作，二是保障和加速人口净流入的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财视传媒：近期政策性利率调降10个基点，国常会决定从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等方面，研究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您对构建新一轮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有何期待？

陆挺：我觉得不大可能出现一揽子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比较紧急的情况，会有一系列支持经济增长或者给经济托底的政策，最有可能的是下半年会有一些增量政策。

我认为有可能有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可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部分资金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此外，也可能会发行特别国债，以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房地产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估计二线城市会调整，甚至可能一线城市的某些区域在限价、限售、限购可能会做适度松绑，但可能要等到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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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对政策的期待很高，各类政策建议质量参差不齐。大致可以将建议分为三类：一是大幅降息，有提出要将基准利率降到零的；二是加大中央政府支出，呼吁发行特别国债、上调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或动用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直接补贴居民、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有人士建议重启一轮大规模债务置换来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三是改革派。一类认为需要通过重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提振民营和外资的信心，另一类认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分配不公而造成产能高于需求，解决方法是扩大政府规模、壮大国企和大幅增加社会福利。

我的看法是，不能说降息没用，但对拉动需求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改革派”的建议，不乏远见卓识，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有些打着“改革”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想进一步压缩市场和民营经济空间的政策建议，则需格外警惕。

中央政府大规模的额外支出的建议也有问题。在特殊时期，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可能会导致财政悬崖和经济骤然减速。中央政府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老人，几乎没有养老金的占中国老龄人口约2/3的广大农村老人。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紧紧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做文章。一是住宅用地供给与就业、户籍人口或社保人数挂钩；二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向户籍人口数量增加较快的城市倾斜；三是在明确给出逐步征收房产税的预期之下，可考虑逐步分阶段合理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限价；四是适度向落户农民工和新毕业大学生倾斜；五是保障房建设的用地指标尽量向人口流入较多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倾斜，同商品房住宅用地指标一样，保障房用地指标和新增就业、户籍和常住人口等指标挂钩；六是在自愿的基础之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改革。赋予农民在宅基地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农民工若在城市落户，可仍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产权，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尤其是用宅基地复耕，并向所落户城市转让因为复耕而获得的用地指标。

这些政策若能得到真正推行，我认为，短期内可以遏制经济出现螺旋式下降趋势，同时有助于减缓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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