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未来数实融合有四大趋势

平台是“流动的实体”，ChatGPT是数实融合的新起点，互联网平台创造就业约2.4亿，数字生态未来将催生大批新职业、新岗位……在近日举办的2023数字经济（东湖）论坛上，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等近二十位专家学者从国际竞争、数字生态与科技创新、数实融合、平台企业促进高质量就业等多个维度为数字经济建言献策。

专家们认为，数字化已成为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是大国竞争的“新赛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赛道”。而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为制造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新增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平台企业，正在成为实体经济的新表现形式。

数实融合的“ChatGPT时刻”

(相关资料图)

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5月23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下称《报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

数字经济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的争论一直不休。在杨伟民看来，实体经济包括了数字经济，“国家定义的两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一个是制造业，即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包括计算机和工业产品；一个是服务业，即信息传输、信息系统服务业等”，所以数字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是怎样推动各行各业进一步的数字化。

“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也是‘流动的实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纯粹的线上并不存在，线上的背后是线下方方面面的‘实’。平台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各类数字工具，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是独立经济实体，创造更多价值。”

比如，来自湖北的90后视频号达人“洪湖赵美丽”，其微信账号拥有26万粉丝。她在直播间帮助老乡销售莲藕、菱角等洪湖特色农产品，高峰时半月内菱角销量超二十万斤。而传统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段内很难销售三万斤。线上直播平台带动湖北当地农业生产、物流等一条龙线下实体产业与服务。

《报告》也提到，我国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58.6%和77.0%。

在ChatGPT成为数字经济领域最热门话题的当下，数实融合也迎来了新机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随着一些扎根产业的平台公司、技术公司的持续深耕，越来越多的行业将迎来数实融合的“ChatGPT时刻”，在这一过程中与技术趋势契合的科技企业也有望率先出圈。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阐述了数实融合的四个融合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融合发展，其中融合最关键靠的就是数字能力。从要素驱动到出口驱动再到当前的融合驱动，数字平台对提升集群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郭万达说，深圳聚焦“20+8”产业的核心就三个字：芯、智、融，“这三个字隐含了数实融合的重大变化”。

第二个趋势是数字驱动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未来工业发展更需注重“软”实力。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讲制造业的服务化，我们对制造业的价值理解就狭隘了”。国家政策也提出目标，到2025年，要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卓越、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发展企业、平台和示范区。

第三个趋势是大应用、大模型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工业领域是工业元宇宙、ChatGPT创新应用的最好土壤之一”。郭万达指出，ChatGPT目前更关注面向消费者的领域，但它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园区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工业流程的全流程则都可以用到元宇宙的概念，比如生产线流程中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智能制造、仓储物流以及质量检测等都是元宇宙应用常见的领域。

第四个趋势是区域之间的融合创新，东中西部、深港之间等跨区域算力协同将成为发展大势。郭万达认为，在“东数西算”的背景下，湖北等中部省份将迎来“既有算力、又有算法”战略突围的新机遇。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任保平亦指出，数实融合的未来走向将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人才链结合上的深度融合，数实融合也将从消费领域深化到生产领域，从生产融合向研发融合深化。

数字生态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

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生态也催生了大批新职业、新岗位。2022年6月，人社部官网发布了《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18个新职业信息向社会公示》。其中，包括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都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康在论坛上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就业》报告指出，2021年，以微信、抖音、快手、京东、淘宝、美团、饿了么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创造就业约2.4亿，为当年约27%的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报告也指出，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领域就业岗位就已达1.91亿个。

“这些数据无不表明，平台在助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就业稳定器作用。”谢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平台不仅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还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对此，谢康提出“双模式”机制，即内涵式创造就业与外延式带动就业机制。内涵式创造就业指的是平台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创造新兴就业岗位等而增加的就业。例如，小程序开发师、网络主播、私域增长师、区块链工程师等，形成“从无到有”式的就业增加方式，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平台创造新职业和新岗位，衍生新商业模式，构建新业态。

外延式带动就业是指平台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促进规模扩大所拉动的就业。例如，从传统的邮政邮递员扩大为快递公司快递员、平台骑手等，形成“从有到多”式的就业扩大方式，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平台促进产业规模化扩张。

人力资本是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据谢康测算，2021年，平台发展水平每提升1%，就能够促进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提升约0.41%。这意味着平台的发展可以对中国GDP的长期增长带来稳定的动力提升机制。

此外，平台还促进了就业的区域均衡与社会公平，尤其是推动就业向三四五线城市下沉，在弥合城乡差距方面体现出平台“惠而不费”的特征。例如微信促进就业是以向经济较发达的二线城市聚集的方式进行，而美团则是强化本地就业，促进中国二三线城市乃至城乡之间的就业均衡。

在谢康看来，以经济发展与就业灵活性之间呈倒U形关系来说，对一些中等经济发展省份而言，利用平台经济促进就业的成效最佳，“平台经济能够为人才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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