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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最低工资与输入外劳!两者要同步进行,香港经济才能稳步复苏


(相关资料图)

文︱姚洁凝

香港社会一直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虽然亿万富翁的数字在过去十年间有所上升,在职贫穷的市民数目亦增加不少。早于1997年,社会大众、政府和议员曾提倡关注最低工资,在断断续续的来回讨论中,《最低工资条例草案》在2010年7月通过,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订于每小时28元正,并且于2011年5月1日生效。随着每两年一次的检讨,最低工资的水平自2019年5月1日起四年来为每小时37.5元。立法会已通过有关修订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附属法例,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2023年5月1日起调升至每小时40元。香港的最低工资水平仍大幅落后于新加坡、南韩、日本和台湾等亚洲主要城市。新加坡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8.3港元,南韩是57.1港元,日本是56.7港元,而台湾则为43.7港元。

香港现时一个二人家庭可获得的综援金额约为10,962元,假如家庭只能够有一人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时数约为49.7小时,最低工资的时薪要达至51元才能让他们赚取与综援金额相约的收入。在劳动市场,工友靠最低工资获得的收入与社会保障的相差不远,部分人士会选择“只坐不做”,这就违反了最低工资作为保障他们生活的原则。最低工资须提升高于综援收入相约的范围,这既能提升从事基层工友的工作诱因,又能鼓励在职市民继续工作。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德与同侪在1990年代对美国的最低工资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比较最低工资有调涨的新泽西州,及比邻且最低工资无调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对照下,两州的快餐业就业人数没有减少,没有受到纽新泽西州最低工资调涨所影响。卡德的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负面影响很小,而且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也不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有影响。另外,有其他学者和大学的研究指出,纵观多年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和经济数据,最低工资的实施与失业率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既然失业率是受制于多个因素的影响,社会可以增加对最低工资调整幅度的理性讨论及实证评估研究。

卡德的另一研究更指出,本地人的收入,可因新移民来到而增加,但对于那些较早移民当地的人可能承受负面影响。新移民与输入外劳的情况相近,都是为著补足本地所缺乏的人口而推出的政策,这可以间接证明,增加输入外劳,亦能推高香港本地人的收入。新加坡的例子是大量使用外劳,高、中、低档的外劳都输入,新加坡的年均GDP增长约5%,而香港则只有3%。新加坡2022年的人均GDP有79,576美元,而香港却只有49,850美元,新加坡比香港高六成。现实是新加坡的整体经济大环境改善之后,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会有所改善,新加坡的建筑工人也不会完全没有得益。新加坡例子足以证明,大量输入外劳处理本地人口不愿或不能负担的工作,反会增加本地人的收入。

香港的人口流失问题严重,若不能尽快补充,会对香港的经济动力大打折扣。由于香港的最低工资已大幅落后亚洲主要城市,而现在全球通胀升温,是有必要把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笔者同意最低工资的提升,要按香港经济情况,循序渐进地增加至51港元。同时,亦要为补足人口流失而输入外劳,这样双管齐下,才能令香港经济稳步复苏,添加发展动能和新动力。当老板在输入外劳后赚到足够的利润,亦应要顾及劳动阶层的生活需要,接受把最低工资调升,这样才能达到劳资双方双赢的理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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