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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讯!恢复经济发展产业,河南当师范仲淹 | 豫记


(资料图)

撰文 | 周健01/许多时候,若产业不扎根民间搞再多也没用这一阶段,有不少基层政府的朋友找过来,说让支支招,怎么把地方经济促进一下,最起码搞一个烧烤基地、美食街或网红夜市,轰一下人气,顺带着吸引几个投资项目过去。遇到这种情况,我往往会摇摇头、摆摆手,说慢慢来,调研研讨之后咱再拿方案,再提建议。但这些朋友往往等不及,出门之后就火急火燎找下一个“高参”或有能量的“乡党”去了。他们,要的是能立马药到病除的处方,甚至只要表面的“流量”。这种情况很普遍。产业荒芜、税源枯竭、府库亏空,上面又一个劲儿强调“全力拼经济”,不急功近利才怪。可几全其美的“好事”,又在哪里?今年三四月份,祖国山川春花浪漫,各地主办的“樱花节”“桃花节”“茱萸花节”“海棠花节”“菊花节”“李花节”“梨花节”“桐花节”“连翘花节”等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花儿搭台,招商唱戏”;四五月份,淄博烧烤、洛阳汉服大火,各地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如过江之鲸一样汹涌而至,回来之后就要求写总结、谈感想;前些日子,成都、苏州、南京、长沙等地的夜市迎来了一群又一群特殊的不速之客,他们不仅来吃各类美食,还一家又一家地问人家的经营之道;近来,驴友们发现,继黄河壶口瀑布沿途部分路段也被围墙遮挡起来之后,青海湖、梅里雪山等知名景区也开始效仿,“门票经济”又骤然升温(我们这里的杜甫故里公园也开始卖门票了)……

有些做法,我并不反对,因为发展文旅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载体,老百姓经过三年疫情,也的确需要出来乐呵一下。我只是觉得,各种项目互相跟风模仿,实施中粗制滥造,只注重浅层次的物质性新艳猎奇而忽略了深层的精神性体验感受,那么这样的文旅项目,与形象工程无异;你有我有,千“地”一面,没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独特性,就难有持续的生命力;有项目、无产品,有门票、无服务,有景区、无配套,有美景、无人文,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不能形成有机的产业链,即便再多的人来,都不会留下好口碑。一句话,不结合地方的资源基础和实际状况,不面向基层进行细致而耐心的服务,搞任何产业,都是“表面光”,都会浮光掠影。发展产业的指向很重要。一些产业,不扎根民间,不解决实际民生,这样的产业,搞得越多越有问题,越是形象工程。

02/范仲淹在恢复经济发展上的天才举措如何在“荒政”(灾荒、大疫及其后采取的施政措施)年代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古人不乏相关智慧,有的在今天看来仍比较前沿。比如范仲淹和他的“荒政三策”。古代的士大夫中,范仲淹是一个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的人——不仅仅在于他在领兵打仗、治吏辅政、兴教育才、事母教子等方面的言行举止,还在于他的经世略、恤民生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这样一段话:“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着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南宋吴曾著《能改斋漫录》里,则对范仲淹利用朴素的“供需平衡”原理控制粮食价格的做法,进行了具体描述:“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民赖以生。”将这两段话综合起来,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恢复经济发展上的天才举措:其一,纵民竞渡,以旅游业和贸易的发展,拉动消费。范仲淹积极鼓励、组织当地百姓划船竞赛,放纵有钱人在西湖上竞渡玩乐,而且将这比赛的规模做大,把举办的时间拉长,由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他还亲自参与、观看(“太守日出宴于湖上”)。在他鼓动之下,赛事热火朝天,贸易饮食业空前发展,百姓收入相当可观(“居民空巷出游”)。其二,大兴土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寺庙、粮仓、官舍),雇佣饥民“以工代赈”(“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这样做,既进行了城市建设,又解决了大量饥民失业流离之苦。其三,提高谷价,利用商人囤积居奇的心理,高调官宣(“出榜沿江”),待粮食迅速运来并达到市场饱和之后(“晨夜争进”),以供求关系的平衡机制促使其价格回落,最终达到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民赖以生”)。当然,最基本的还有一条,发动国家和民间力量,为灾民提供物资(“发粟及募民存饷”)。

但这属于常规做法,一般人都会这样做。范仲淹的高超之处,是他充分尊重民本和民生,以当地老百姓和富人的特长、喜好、需求为发展产业的出发点(“喜竞渡,好为佛事”),搞活动、促贸易,兴基建、拉动就业,充分将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市场对生产要素的调节结合起来,不仅实现了“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民不流徙”和“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的目的,还成就了“民利”,让当地老百姓过上安康生活。他没有到外地学习“淄博烧烤”“洛阳汉服”那样的经验,但自创了具有杭州本土特色的龙舟竞渡等大型活动和“投(投资)工(建设)贸(贸易)”一体化产业链,奠定了杭州走向繁荣的基础;他不避讳监司的“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奏劾,而是我行我素、从容应对,最终以结果的无可辩驳证明自己的正确;他没有向中央和上级部门要更多的“政策”,而是因地制宜地利用朴素的市场规则和实际资源,实现了贸易流通和供求平衡,促进了城市经济体的生态聚集和良性发展……从这些角度看,范仲淹完全可以成为当前许多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上的启蒙老师。关键是,得动脑子,得看民间,不能懒政。

02/那遥远的古风啊已经失传今年4月,郑州东郊某镇的一位领导前来问计:如何快速促进消费?如何找到新的产业支撑?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个镇,有几个大型文旅、游乐和商业项目,房地产楼盘也鳞次栉比。但三年疫情中,地产歇火,文旅停滞,财政收入由原来的十几亿元几乎骤降为零。怎么办?从上到下都很急。今年年初,上级领导鉴于该镇的产业基础,要求他们快速搞一个能吸引人流、客流的消费项目,具体来说就是以某村为基点,利用与那几个大型文旅、游乐和商业项目近的优势,发展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聚拢人气,提振当地发展经济的信心。我去看了,的确街道整洁、道路宽敞,地理位置优越,离郑州也近,家家户户房子大,有搞民宿、发展餐饮产业的基础条件。但毕竟还是乡村风貌,必要的投入和改造还是需要的——镇里的说法是,没钱,能不能少投入就能出效果?或者,政府少投,村里和居民多投,能否多渠道把钱的问题解决掉?我不置可否,只问他们的初步打算。他们的规划是:村民养羊,能不能辟出一块地、盖几间房,搞一个烧烤基地(学淄博)?村民住房外面都刷出了大面积的白墙,要不要搞搞涂鸦艺术(学当时正火的鹤壁三家村)?村民门前都有空地,能否都种上花(学兰考张庄)?……我问除此之外呢?回答说,没有。没有,还没钱,这就难办了。凭空去发展产业,去吸引客流,任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虽然如此,出于人家招待我一顿午饭的好意,我还是给他提了一个简单的方案。当然,说它是一个创意也行,少花钱、多办事,或者多在软件上花钱,少在硬件上花钱,能够给他们在如何打造“网红经济”上提供一个系统的参考意见。总体来说,这份方案的要点如下:一、总推介语:在XX,为郑州开东门,为开封开西门(注:XX系该镇的这个要开发文旅的村,因处于郑州与开封的交界处,故面对两个城市市场。能把这两个城市的消费人群吸引过来就足够了。)二、产业布局:1、立足于吃,把烧烤和农家乐做起来。前者可引进锅圈烧烤基地这样的外来经营者,有现成的模式和品牌,镇上省力省事;2、立足于喝,把金星精酿啤酒馆引进来。搞一个小型的啤酒广场也未尝不可(和锅圈一样,都有扩张计划);3、立足于观,村里可腾出一部分土地种植大麦,做麦田艺术。为什么?因为中牟的“牟”字,有“大麦”之意(《诗经》:“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这个村庄又临近《戏剧幻城·只有河南》,那里面种植着大面积的小麦,看完小麦,再来这里看看大麦,不是相得益彰吗?4、立足于赏,发展“东门”美丽经济。《诗经》中的“东门”,与美和美女相关(《郑》风中类似“出去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何况,离此不远就是美男潘安故里。具体是什么表现形态?比如围绕着汉服、水上乐园、爱情鹊桥、诗经文化节等做文章。5、立足于游,把古渡口文化和赏菊文化结合起来挖掘。北宋时苏东坡曾携友人一起乘船到此地赏菊。镇上可引进临近的开封食用菊产业项目,弘扬菊文化,让菊花离郑州人更近。6、立足于买和卖,设置西瓜交易广场。这一带产西瓜多,临近夏天,农民卖瓜难一直都是一个大难题。结合附近游客多的优势,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西瓜节,联合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展公益助农活动,实现中牟西瓜的定点集散。三、把握要点:立足民生,量力而行;产业为本,文化为魂;寓教于乐,以文化人;内生为主,外招(招商)为辅;政府引导,村民作为主体实施;软硬(工程)兼施,以软促硬;打通历史和地理双重空间,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消费;有形有体验,有情有内涵。

客观而言,这份“方案”大纲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多属即兴发挥而已,与现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生态农庄”“绿色农场”等综合旅游体的规划概念,相去甚远。不过,这份“方案”不是复制品,里面没有“设置”太多的投资,且着眼于挖掘地方的文化特色和产业内涵(《郑风》中的“东门”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此说另当别论)。我想他们要是能拿去用一下,说不定还真能闹出一点动静、捧出几个网红点出来。可惜,除了介绍他们联系到锅圈,而锅圈又派人前去考察了一次之外,没听说这个镇、这个村有其他什么举动。以后没再关注这件事,就像发了一篇文章一样。这“方案”已经废了,不值钱。有一天和一个媒体朋友说想写这个方案中提到的“东门”文化,那个朋友对我笑了笑,一语批了过来:“这个方案,你说错对象了,换一个懂文化的人或许可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错了——错在夫子自道、耽于想象;说的对象也错了——现在,许多人都不是范仲淹,甚至连范仲淹的门下走卒都不是。那遥远的古风啊,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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