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窗的革命｜徐珺：商业零售国企最需要直面竞争的勇气 焦点热议

【编者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的改革历程和实践经验，往往呈现出整个时代的发展变迁。

在百联集团成立2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系列微纪录片《橱窗的革命》，我们邀请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等国企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围绕使命、改革、协同、创新、体验、潮流、融合、关爱8个关键词，深入探讨国企如何通过改革转型参与城市商业发展，推动城市更新，共创“人民城市”。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珺

20年前，国企改革需要通过系统化改革重塑竞争力，以应对当时中国消费市场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挑战，逐步形成有活力、符合市场经营要求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10年前，《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出台，更加强调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国企发展，通过优化布局、分类监管，更好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活力。

事实上，商业零售领域的国企面临的是较为充分竞争和开放的市场。“这就对国企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市场竞争的挑战就是不进则退。”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珺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商业零售国企作为国企改革先锋，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积极探索的作用。在徐珺看来，国企改革中最需要的是直面竞争的勇气，而且是要直面全球一流商业企业、抢滩上海的勇气。另一方面，商业零售国企在推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也扮演着引领者和开拓者的角色，需要处理好功能和市场的双重关系。

澎湃新闻：深入国资国企改革关系着经济高质量发展，20年前国资国企改革的时代背景如何？

徐珺：20年前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与此同时，中国也向全球打开了开放的大门，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在此背景下，国企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较大挑战，需要通过系统化的改革重塑企业竞争力。

这是因为除了外部挑战，2003年国企改革面临的自身问题主要在于，原有的系统性改革推进不够，导致出现权责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市场化资源配置方面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在国企身上表现得也比较突出。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加深推进系统性改革，从原有放权为主的思路向制度体系改革转变。

2003年上海的国企改革，提出了通过整合部分国资国企，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并着力提高证券化水平的方式，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通过一系列的重组、上市工作，为国企资源的再提升、再转化提供合适土壤，从而逐步形成有活力、符合市场经营要求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

澎湃新闻：国企当时为什么要改革，其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哪？

徐珺：相比而言，商业零售领域的国企面临的是较为充分竞争和开放的市场。事实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开，首当其冲的就是商品和生产物资的市场化，这使得各类企业在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得以百花齐放。这就对国企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市场竞争的挑战就是不进则退。

当时国企改革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首先是来自意识层面的挑战，因为需要真正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为消费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其次是资源集成和再配置的能力面临挑战，国企需要通过盘活资源，将优质资产转化为发展的源泉和蓄水池；最后，如何真正形成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架构，保障较好的市场化运作也是一大问题，其中竞争激励约束机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约束，使得国企难以释放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总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企改革首先要有理念，然后需要盘活资源，等资源上市后形成相应规范、透明、高效、有序的机制，这一机制不仅要能适应市场变化，还必须是激励和约束相容的、竞争导向的制度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发挥企业主体的活力。

澎湃新闻：2013年“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出台，政策层面对国资国企改革具有什么重要影响和意义？

徐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顶层决策，其中国资国企改革首当其冲，需要发挥它的表率作用，而上海作为历来国资国企改革的重镇，也要在全国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因此，“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从分类监管、国资布局、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革部署，该政策的出台对全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态势，起了先行示范和率先引领的作用。

政策层面以往讲得更多的是国企改革，而“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则更强调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从深化企业改制到深化国资布局和国资监管架构，使得国资国企形成了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从国家角度讲，通过从过去管国企为主，向管国有资本为主转变，更好地体现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色，有助于国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实现百花齐放。

具体到国资监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最核心的内容是提出了国资分类监管，即针对竞争类企业、功能类企业、公共服务类企业，对其职责任务分别界定、分类考核。

澎湃新闻：近年来，国资国企不断深化改革，其中商业零售国企有什么创新之处？国企改革中的哪些环节最需要勇气？

徐珺：近年来，商业零售国企作为国企改革先锋，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积极探索的作用。第一，在整个业态布局上起到了创新引领的作用，从原有的单体百货类发展到商圈的经济领域，而后又发展到商业综合体、商旅文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领域；第二，在百货和商业零售布局方面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形成了“抓两头、专中间”的路径，其中“抓两头”指的是商业地标及社区基层服务网络两头出彩，“专中间”即从专业化、国际化的角度开辟新赛道。

我认为，在这些环节中最需要的是直面竞争的勇气，而且是要直面全球一流商业企业、抢滩上海的勇气。为此，国企在对外布局上要有明确自己主赛道和核心领域的勇气，未来发展中才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内部也要形成能直面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

澎湃新闻：国企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着什么实际的挑战？

徐珺：国企在当前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承担稳增长的责任，二是处理好功能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完成国家战略所赋予的职责，又要用市场化的方式破解难题。在解决路径上，国企需要强化战略意识，并从中发掘机遇，将其转化为业务，在业务发展中培养核心竞争力。

澎湃新闻：未来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是什么？

徐珺：在谈未来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前，首先要明确国企的责任与使命，这其中包括了四大责任。一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二是改革创新的引领者，三是服务保障的主力军，四是城市文明的传承者。

国企的四大责任决定了未来的改革方向。一是锚定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强化目标的同时，也要统筹安全与发展；二是对标国际一流企业，形成国际一流竞争力；三是推动资源重组和体制活化，形成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体系。

澎湃新闻：商业零售国企在哪方面的改革实践可以焕发既有商业空间和历史建筑的活力，有利于推动城市更新？

徐珺：上海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存量发展的阶段，通过存量的再优化和文明的再传承，可以使我们城市原有的地区、商业空间和历史遗存焕发新的生机。我认为这对于商业零售业来说是不可推卸的使命，核心聚焦点还是在“活化”，即如何通过活化各类资源发挥其功能再传承的作用。

“活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资源价值的最大化释放，将原有的商业空间、历史建筑，包括其中的史料、氛围、风貌价值等融入商业载体之中；二是通过各类功能的再配置提升经济效益，使得经济效益和公共效益实现再平衡；三是通过渠道的再融合，使得商旅、文体及社交等各类资源线上线下的入口融会贯通。

在实现存量优化后，商业将成为一种载体，传承更多的关于城市、文化、历史的记忆，而如果从未来消费升级趋势看，商业空间活化后所形成的综合体验，可以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引爆点。消费者不再为了购买商品而来，而是通过体验获得更好感受，并愿意再次光顾。

澎湃新闻：商业零售国企在推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理想中的美好消费生活是怎样的？

徐珺：商业零售国企在推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主要扮演着引领者和开拓者的角色，需要处理好功能和市场的双重关系。具体来说，在功能中需要体现上海商业文明的根植性，以及商业文化的传承性；在市场上需要形成服务保障基础民生的能力，以及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和创新能力。

我理想中的美好消费生活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我们的新需求；二是要与人们的生活产生情感共鸣，释放情绪价值，发挥疗愈、体验的作用；三是通过价值认同，让人们对于中华文化和上海的商业文明传承有更多的自信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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